博爱的理想有时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的成员之问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纽带。这肯定是它在民主社会中被相对忽视的另一个理由。许多人都感到博爱在政治事务中并没有合适的地位。但如果把它解释为差别原则的各种要求的联合，它就不是一个不现实的观念了。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它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我将试图在第五章中给出这方面的论据。按照这一解释，博爱的原则就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标准了。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观念与两个正义原则的民主解释如此联系起来：自由相应于第一个原则；平等相应于与公平机会的平等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原则的平等观念；博爱相应于差别原则。这样我们就为博爱的观念在两个原则的民主解释中确立了一个地位，我们看到它对社会的基本结构提出了一种确定的要求。博爱的其他方面的含义当然也不应忘记，但差别原则从社会正义的立场表达了它的基本意义。
通过这些考察，现在看来明显的是：两个原则的民主解释将不会导致一个英才统治的社会。①英才统治的社会结构遵循前途向才能开放的原则，用机会平等作为一种在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中释放人们精力的手段。那儿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上层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表现在生活资料和组织当局的特权两个方面。较贫困阶层的文化枯萎凋零，作为统治者的一批技术精英的文化则牢固地建立在服务于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的基础上。机会的平等仅意味着一种使较不利者在个人对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落伍的平等机会。②这样，一个英才统治的社会对于正义原则的其他解释来说确实是一种危险，但对于民主的解释却不是这样。因为，正如我们刚才所见，差别原则在基本的方面改变了社会的目标。一旦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必要时必须考虑自尊这一根本的基本善，注意到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诸种社会联合的一种社会联合的事实（见第79节），这一结果甚至就更明显了。据此可推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自信应当为最不利者寻求，这限制着等级制的形式和正义所允许的不平等的程度。这样，例如，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就不仅仅或不一定主要根据它们将产生的在培养能力方面的效果来估价，而是也根据它们在丰富公民（在此包括较不利者）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价值来估价。随着一个社会的进步，后一种考虑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①英才统治的社会的问题是迈克尔·扬的幻想作品《英才统治的兴起》的主题(伦敦，泰晤士与赫德森公司，1958年版)。
②有关这一点的详细说明，我得益于约翰·沙尔：《机会平等及超越》，载于《法律，卷九：平等》（纽约，阿塞顿出版社，1967年版）；以及B，A.0，威廉斯：《平等的观念》，第125一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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