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评论看来是清楚地说明了：两个原则至少是一种人们会觉得有道理的正义观。然而，问题是我们如何比较系统地论证它们。有几件事情可做：我们能引出它们在制度方面的推论，指出它们对基本社会政策的意义。这样，就可通过与我们所考虑的正义判断的对比来衡量它们。本书的第二编就是做这件事。但我们也能从原初状态的地位努力发现支持它们的决定性论据。为了明白我们如何做这件事，把两个原则设想为对社会正义问题的最大最小值解决法是一有用的启发。两原则与用于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之间有某种相似的地方。①这可以明显地见之于下面的事实：假设两个原则是一个人将选择来设计这样一个社会的原则——在这一社会里，他的敌人也会把他的地位分给他。最大最小值规则告诉我们要按选择对象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来排列选择对象的次序，然后我们将采用这样一个选择对象，它的最坏结果优于其他对象的最坏结果。当然，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并不认为他们在社会中的最初地位要由一个恶意的敌人来决定。如我下面要说的，他们将不会从错误的前提进行推理。无知之幕不违反这一观念，因为信息的缺少并不是错误的信息。但是，如果各方不得不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偶然情况的侵害，他们就要选择两个正义原则，这说明了它们作为某种最大最小值解决法的意义。这种类似表明：如果原初状态被如此描述，以便令各方采用这一规则所表现的保护性态度是合理的，就的确能建立一种决定性论据来支持正义两原则。显然，最大最小值的规则一般来说并不是无把握的选择的可靠指导，但它在某些具有专门特征的境况中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原初状态把最大最小值规则的这些特征显示得非常充分，可以说到了极致，这一事实提供了支持正义两原则的极好例证。
① 在W.J.鲍莫尔那里可发现对此的一种清楚讨论和无把握的选择的其它规则，见《经济理论和操作分析》，第2版(英格德·克利弗斯，新泽西州，普兰梯利-霍尔公词，1965年版)，第24章。他给这些规则以一种几何学的解释(包括在第13节中用来说明差别原则的图表)。见第558—562页。亦见R.D.卢斯与霍华德·雷法：《游戏与决定》（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57年版)，第13章有一较充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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