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那种在其中平等的政治权利具有公平价值的自治，其结果是要提高自尊和作为平等公民的政治资格的意识。公民在他所处的共同体的较小社团中发展起来的自我价值意识，又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得到了肯定。由于社会期待他去投票，社会也就期待他有各种政治观点。他花费在形成他的观点上的时间和辛勤是不受他的政治影响可能有的物质回报所左右的。倒不如说，这种活动本身是一种积极的享受活动，导致一种较开阔的社会观并发展人的智力和道德能力。正如密尔所观察到的，这个公民学会了权衡各种利益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学会了受某种正义观和公共善而非他自己的喜好所指导。①为了向其他人解释和证明他的观点，他必须诉诸于其他人可以接受的原则。此外，密尔补充说，如果公民要获得一种政治义务和职责的肯定意识，即一种超越仅仅服从法律和政府的愿望的意识，那么这种公共精神的教育是必需的。没有这些较广泛的情感，人们就会变得疏远，孤独地呆在他们的小社团中，情感的纽结不能超出家庭或狭小的朋友圈子之外。公民不再相互认为是可以提出某种公共善的事业来进行合作的同伴，相反，而是互相把对方看成敌手，是实现自己目标的障碍。密尔及其他人已使所有这些考虑变得众所周知，它们表明平等的政治自由不仅仅是一个手段。这些自由加强自我价值感，提高智力和道德敏感性，确立正义制度的稳定性所依赖的义务感和职责感的基础。我将把这些问题和人类善及正义感的关系放到第三编中去讨论，那里我将试图在正义的善的观念中把这些方面联结起来。
①《代议制政府》，第149一151、209一211页（这些论述在第2章的末尾和第8章的开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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