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不想批评密尔的观点，我对此的解释仅仅是为了举例说明。他的观点使一个人能看清为什么政治平等有时不象平等的良心自由或个人自由那么重要。政府的目标被设想为集中在共同善上，即旨在维持对每个人有利的条件并达到对每个人有利的目标。在这一前提有效的范围内，某些人能够被鉴定为是拥有优越的智慧和判断力的，其他人则愿意信赖他们，并承认他们的意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条船上的乘客愿意让船长掌舵，因为他们相信船长比他们更有知识，和他们一样希望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在此既存在一种利益的统一，又存在着实现这种统一的一种显然更优越的技能和判断力。那么，在某些方面国家之舟和海上之舟是有相似之处的，在这种相似的范围内，政治自由的确是受其它的、可以说是确定着乘客的内在善的自由支配的。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假设，那么一人多票制就可能是完全正义的。
当然，有关自治的理由不单单是工具性的。当平等的政治自由确实有一种公平的价值时，它必定对公民生活的道德性质有一种深刻的影响。公民的相互关系在明确的社会宪法中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中世纪的格言—凡涉及所有人的也必为所有人关心——看来是被严肃地对待的，并且是作为公开的意向被宣布的。这样理解的政治自由不是用来满足自我控制的个人愿望的，更不必说满足个人的追逐权力的愿望了。参与政治生活并不使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倒不如说是给了他在决定如何安排基本社会的条件下和其他人同等的发言权。参与政治生活也不满足那种想控制其他人的野心，因为每个人都被要求按照所有人都能承认为正义的东西来克制自己的主张。进行商讨和把每个人的信仰和利益都考虑进来的公开意愿，奠定了公民友谊的基础，形成了政治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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