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的各种特点都派生于上述两个特征。首先，存在着所谓自由骑手的问题。①在公众团体较大并包括大量个人的场合，每个人都有一种躲避履行其职责的意图。这是因为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重大地影响生产总额。他把其他人的集体行动看成是已经以某种方式确定了的。如果公共利益已被生产出来，那么他对这一利益的享有就不会由于他没有作出贡献而减少。如果公共利益没有生产出来，那么他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不管一个公民是否缴税，他都从抵御外国人侵中得到同样的保护。因此，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中，贸易和自愿的契约都没有希望产生。
这样，国家就必须负责管理并从财政上支持公共利益，就必须强制实行某些要求纳税的有约束性的规则。即使所有的公民都愿意履行其职责，他们大概也只有在确信其他人将同样尽责时才这样做。因此，在公民一致同意集体行动、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把别人的行动看作既定的之后，还存在着一个巩固协议的任务。正义感引导我们推进正义的体系，引导我们在这一体系中当确信其他人（或足够多的其他人）将履行其职责时，也履行自己的一份职责。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强制实行一种有效的约束性规则时，这方面的合理确信才能够建立起来。假设公共利益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并且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公共利益的安排，那么，从每个人的观点来看，强制手段的使用都是完全合理的。政府的许多传统活动，就其能够被证明为正当而言，都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解释。②甚至当每个人的行动都由同样的正义感推动时，由国家来强制推行某些规则的需要仍然存在。基本的公共利益的特点使集体协议成为必需，并且所有的人部应当可以确信这些协议将被尊重。
①见布坎南，同上书，第5章。也见曼柯·奥尔斯：《集体行为的逻辑》《坎布甲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2举，在那里联系组织理论讨论了这个间题。
②见W.J.鲍莫尔：《福利经济学和国家理论》（伦教，朗曼公司，1952年版），第1、7一9、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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