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一直假设政府各部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人们广泛地、虽然大概不是平均地拥有土地和资金。社会的划分不会导致一个相当小的团体控制大部分的坐产资源。当这一目标达到且分配的份额满足了两个正义原则时，就要遇到许多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不过很清楚，至少从理论上说，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政权也能满足两个正义原则。我们只须假设生产资料是公共所有，并且由比方说工人委员会或者工人委员会指派的代表管理公司。在宪法指导下，民主地做出的集体决策决定了经济的一般面貌，例如储存率和用于基本公共利益的社会生产比例。在由此产生的经济环境里，由市场力量调节的公司仍然表现得象以前一样。虽然背景制度将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特别是在分配部门中，但在原则上并没有理由认为不能够达到正义的分配份额。正义论自身并不偏爱这两种制度中的某一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哪种体系对一个特定民族最好的决定是以那个民族的环境、制度和历史传统为根据的。
一些社会主义者反对所有市场制度，认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退化性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在那里对社会的关心和利他的考虑是人们的主要动机。关于第一点，市场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安排，但在某种必要的背景制度下，那种所谓的工资奴隶制的最坏情形肯定会被排除。于是问题变成了对可能的选择对象的比较问题。下述情况看上去是不太可能的：即那种必然要在一个社会地调节的体系中（无论是集中地指导的，还是由工业联合体达成的协议来指导的）发展起来的官僚控制的经济活动，总的来说竟比由（假定始终是那种必要的结构的）价格手段实施的控制更为正义。诚然，一种竞争体系在其运行的具体环节上是非人格的、自动进行的；它的特殊结果不表达个人的有意识的决定。但是在许多方面，这正是这种安排的一个优点；市场体系的运用并不意味着缺少合理的人类自律。一个民主社会鉴于这样做的优点可能决定依靠价格，然后维持正义所要求的背景制度。这一政治决定如同对这些背景安排的调节一样，可能是相当合理的、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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