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注意到：反对把纯粹时间偏爱作为第一原则的观点，是和认为对将来打某种折扣可能会改善否则便有缺陷的标准的认识可相容的。例如，我已经评论说：功利原则可能导致一种非常高的储存率，这将使较早的世代承受过度的负担。这个后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生活在将来的人们的福利打某种折扣来纠正。既然较后的世代的福利被考虑得少些，就不需要象以前一样储存那么多。通过调整所要求的功利函数中的参数来更改必需的积累也是可能的。我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①遗憾的是我只能表达这样一种意见：即这些方法只能缓和错误原则的后果。这种情形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在把功利标准与平等原则结合起来的直觉主义观点那里所见到的情形（见第7节）。在单独考察这两个原则便没有哪一个可以被接受时，直觉主义就用被恰当衡量的平等标准来纠正功利标准。所以，与此相似地，如果我们已经采用了适当的储存率旨在最大限度地扩大持久的社会功利（最大限度地扩大某种总功利)这一观念，那么，假如未来世代的福利受重视的程度较小，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似乎是较合理的结果；最恰当的折扣率可能依赖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资本的生产等等。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某些参数，以便可以得出一个与我们直觉判断较一致的结论。我们可能发现：为了获得代际的正义，我们需要对功利原则进行某些修正。确实，在这些例子中，时闻偏爱的引进可能是一种改善；但是我相信，以这种方式引进时间偏爱表明了我们是以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为出发点的。这里的情况和前面提到的直觉观念之间有一种差别。和平等的原则不一样，时间偏爱没有伦理学的内在吸引力。它以一种纯粹特定的方式被引进，以减轻功利标准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①见查克瓦带：《资金和发展计划>，第39、47、63—65、247页。索洛：《发展理论》，第79一87页，那里对数学问题作了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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