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假设我们能够为每个人建立一种基本功利，那么我们应怎样进行人际测度呢？一个熟悉的建议是01规则：即指定一个人的最坏可能状态的价值为0，最好状况的价值为1。这一规则马上给我们一种公平的印象，它或许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每个人都要被看作是1而且不超过1的观念。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均衡的方案，例如，把最坏的选择对象的价值指定为0，把所有选择对象的功利总额的价值指定为1。①这两种规则似乎是同样正义的。因为第一种设想了每个人的平等的最大功利，第二种设想了平等的平均功利；但是它们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决定。进一步说，这些建议实际上假设了所有的个人都有实现满足的相同能力，而且，这样做看来仅仅为了规定某种人际测度法，就支付了不寻常的代价。显然，这些规则以一种特殊方式清楚地规定了福利的概念，因为普通观念似乎在下述意义上容有各种变化：即一种对福利概念的不同解释与常识即使不是比较相容的话，也至少是地位平等的。因此，例如，0-1规则暗示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大的社会功利来自具有简朴的欲望并容易被满足的受过教育者，暗示着这种人一般来说将有较强的权利要求。他们乐意只拥有较小功利，所以大概能最接近于他们的最大功利。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些推论，但仍然希望坚持功利主义观点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找到其它的人际测量法。
再者，我们应当注意到：虽然纽曼-摩根斯坦命题假定个人不具有冒险或打赌的实际经验，但是这一假定所产生的测度仍然受到人们对于由总的或然率分配所规定的不确定性的种种态度的影响。②这样，如果这一功利的定义被使用在社会选择中，人们的冒险情绪就会影响关于应被最大限度地增加的福利的标准。我们再一次看到确定人际比较的规定具有始未料及的道德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的，从道德观点来看，任意的偶然因素影响了功利的测量。这里的情况相当不同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情况；后者表现在康德式的解释中，其原孕育着理想，并根据基本善来进行必要的人际比较。
①见斯息：《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第98页。
②见问罗，《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第10页：桑，同上书，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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