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比较可以巩固这些评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过程中，欲望的相对强度具有某种重要性。一个人可能把他的大部份收入花在他较喜爱的事情上，用这种方式他和其他购买者一起，鼓励把资金使用到他最喜爱的方面中去。市场在全面地平衡偏爱和相对地支配需求方面有一些细微等级的调节手段，而在理想立法程序中则没有与上面相应的东西。每个理性立法者都要根据他认为哪个法律和政策最好地符合两个正义原则的观点来投票。人们不必也不应当特别重视那种以较大确信坚持的观点，或者特别重视那些让人知道如果他们处在少数地位将会感到非常不愉快的人的投票（见第37节）。当然，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投票规则，但是在理想程序中不存在采纳这种投票规则的理由。甚至在理性的和公正的人中间，那些对他们自己的意见抱有较大确信的人看来也并不更有可能是正确的。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对情况的复杂性更敏感。在制定正义立法的标准中，我们需要强调深思熟虑的集体判断的重要性；这种判断是在理想条件下每个人出色地运用正确原则所得出的判断。当正义问题产生时，欲望的强度和信念的力量是不相干的。
我们关于理想立法过程和理想市场过程之间的区别谈了很多。现在我要强调作为政治解决的一种手段的多数裁决规则程序的用处。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采纳多数裁决规则是因为它是实现由正义原则预定的某些目的的最可行方法。不过，有时这些原则的要求是不清楚的或不明确的。这并非总是因为论据是复杂的、模糊的，或者是难于概括和评价的。这些原则本身的性质可能使多种选择成为可能，而不是仅仅允许某种特别的选择。例如，储存率只在某些限制中被确定；正义的储存原则的主要观点要排除某些极端情况。最后，在运用差别原则时，我们希望在最少获利者的期望中包括自尊的基本善；并且，存在着各种与差别原则相容的考虑这种自尊价值的不同方法。特定社会的一般特征和从立法阶段来看这一社会的获利最少者合理地想要的东西，决定着这种善及其它与此有关的善应当在指标中占多大比重的问题。于是，在象这样的一些情况中，两个正义原则确立了储存率或对自尊的强调所应有的范围。但它们并没有说在这个范围中再无选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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