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制度所指定的行为按照一种公开的理解——即确定制度的规范体系应被遵循—而有规则地实现时，它就是存在于一定时间和地点中的。例如，议会制度就是被某种规范体系（或容有变化的一组这样的体系）确定的。这些规范列举了某些行为类型：从召开一系列议会会议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到对一种议事规程提出质疑。各种一般规范被组织成一种首尾一贯的体系。一种议会制度存在于这样一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当某些人们实行恰当的行动，以一种必要的方式介入这些活动，并相互承认大家都理解他们的行为要符合他们想服从的规范①。
当谈到一种制度因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时，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介入其中的人都知道当这些规范和他对规范规定的活动的参与是一个契约的结果时他所能知道的东西。一个加入一种制度的人知道规范对他及别人提出了什么要求。他也清楚：别人同样知道这一点，他们也清楚他知道等等。诚然，这一条件在现实制度中并不总是被满足，但这是一个合理简化的假设。将用于社会安排的正义原则在这种意义上被人们理解为公开的。在那个制度的某个次要部分的规范仅为属于这部分的人们所知的地方，我们可以假定那些人理解到他们是能够为自己制订规范的，只要这些规范是为了达到普遍接受的目的，同时别的规范也不受到影响。一种制度，其规范的公开性保证介入者知道对他们互相期望的行为的何种界限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存在着一个决定相互期望的共同基础。而且，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即一个由一种共同的正义观有效地调节的社会里，对何为正义非正义也有一种公开的理解。后面我假定正义的原则是在知道它们是公开的条件下选择的（见第23节）。这一条件在卖约论理论中是很自然的。
①见H.L.A，哈特：《法律的概念》（牛津，克莱伦顿出版社，1961年版），第59页以后、第106页以后及第109-一114页上关于一种有关规范和法律体系何时可以说是存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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