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毋庸置疑，不存在这样的支配性目的：对它的追求和我们所考虑的价值判断一致。实现一项合理生活计划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目的。但是快乐主义在提出一项合理的选择程序方面的失败不致令人惊奇。维特根斯坦说明了要求某种特殊经验去解释我们如何从想象中区别记忆，从假设中区别信念及种种其它精神事实是一个错误。与此相似，预先确定某种愉快感能规定一种描述，运用这种描述能解释合理的审慎的可能性也是靠不住的。快乐或其它支配性目的不可能发挥快乐主义者乐于赋予它的这种作用。①
①因此，当人们指出由于价值理论试图预见不可预见的东西，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们的抉择，它必然归于失败时，沃尔拉斯反驳说，“实际上，我们从未试图预见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作出的抉择，我们仅仅想借助数学表现这些抉择的影响。在我们的理论币每个商人被假定为需要他的功利，或如果他愿意的话，需要数学曲线”。见W，加菲所译的沃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基础》（霍姆伍德，伊利诺斯州，理查德·D.欧文公司，1954年版），第256页。另见P.A，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坎布里态，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其陈述见第90—92、97页，以及R.D，户斯和霍华德·雷法：《博奕与决策》（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57年版），第16、21-2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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