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估价。
如果说作为公平的正义比契约学说的原有阐述更令人信服，我相信，这是因为前面所说明的原初状态把一个相当明显的选择问题，同合理地公认的在选择道德原则时面临的条件统一到一个观念之中了。最初状态把在选择时所必要的明晰性和有关的伦理约束结合起来。部分地是为了保持这种明晰性，我一直避免把任何伦理动机归于各方。他们的决定仅仅建立在那些最适于发展他们的利益的东西——就他们能够确定它们而言——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就能利用合理审慎选择的直觉观念的优点。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假定各方将受到道德思考的影响来确定最初状态中的伦理变化。原初协议概念在伦理意义上不再是中立的，否认这一点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概念已经包括了道德的特点，例如原则的形式条件和无知之幕，而且也必须包括这些持点，我已经简单地划分了对原初状态的描述，使这些因素不出现在对各方的特征描述之中，尽管这样做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才算是种道德因素。没有必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原初状态的各种特点应当以最简单、最诱人的方式来加以表现。
我已间或地涉及了最初状态中的某些可能的伦理变化（见第37节）。例如，人们可以假定各方持有这样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应从不应得的财产和偶然情况中受惠；因而，他们才选择-一种减轻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侥幸的影响的正义观念。或者可以说，他们接受一项要求按贡献曲线来决定分配安排的互惠原则。而且，某种公平的、自愿的合作概念可能规定着各方准备考虑的正义观念。我们没有先验的根据认为这些变化必无说服力，或它们表现的道德约束力必不广见。此外，刚刚提到的种种可能性似乎肯定着差别原则，并且进一步支持这个原则。虽然我没有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但是它们的确值得进一步考察。关键问题是不去运用有争议的原则。所以，靠强加给人们一条反对在原初状态中冒险的规则来拒绝平均功利原则，原初状态方法就会一无所获。因为，一些哲学家已经把一般功利原则看作在某种风险境况下的恰当的非人态度的结果，并力图以此证明这一原则的合理性。我们必须找到其它论证来反对功利标准，冒险的正当性是一个争议的问题（见第27节）。最初协议的观念，仅在它的条件事实上被广泛承认或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情况下，才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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