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Fiat lux, et lux fuit)是否——如同朗吉努斯认为的那样—是崇高，布瓦洛求助于王港修道院的先生们(Messieurs de Port-Royal)而且特别是勒迈斯特·德·萨西1：这些冉森教派教徒都是研究隐秘的含义、言说的沉默、超越一切理性的感觉，以及最后对发生的接受力(réceptivitéau Arrive-t-il?)的导师。
在这些神学-诗学的争论里关键的问题是，艺术作品的地位。艺术作品是对一个理想模型的复制吗？对最完美的作品进行反思可以得出确保作品达成目标、成功说服、制造愉悦的规则吗?理解力能够为这种反思提供足够的涵养吗？在专注于崇高性和非确定性的主题时，对作品的思量使得与之相关的技艺和惯例（学院，学校，导师和学生，趣味，由王子和侍臣培养的见多识广的受众)遭受了重大转变。这也是作品被追问的目的或者命运。主流的技艺观念把作品置于一种多重的塑造中：在画室、学校、学院里教授对典型的塑造，对贵族受众共享的趣味进行塑造，对艺术的目的进行塑造。艺术的目的曾是描绘一个神或者人的名字的光辉，而与名字相连的是某种重要德性的完美。而崇高的观念搅乱了这种和谐。
我们把这种搅乱的特点放大一点来看。技艺在狄德罗的笔下变成了“小伎俩”(lepetittechnique)1。艺术家不再受到这样一种文化的引导，即把艺术家看作神光启示的发送者和大师。艺术家，作为天才，他并非自愿接收从某种“我不知是何物”的东西而来、降临于他身上的灵感。受众不再根据被传统支配的、共享愉悦的趣味准则进行判断:不为艺术家所熟知的个体（“人民”）阅读书籍，流连于沙龙的展厅，涌进公共剧院和音乐会，他们为不可预见的、震惊的、仰慕的、轻蔑的、冷漠的种种情感所折磨。问题不在于通过引导他们认同某个名字并且参与到这个名字的德性光芒中而取悦他们，而是让他们惊奇。“崇高，”布瓦洛写道，“不是严格意义上说的某种证明自己和表现自己的东西，而是一种抓住、震撼和让人感觉到的不可思议。”不完美本身、趣味的扭曲、丑陋都可以参与产生震惊的效果。艺术不是模仿自然，它在旁边创造了一个世界，保罗·克利（Paul Klee)说是一个中间世界（Zwischenwelt)，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旁边的世界(Nebenwelt)，在那里怪形和无形都有其权利，因为它们可以是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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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漫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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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勒迈斯特·德·萨西(Lemaistre de Saci,1613—1684)，其名字也写成“Louis-IsaacLemaistrede Sacy”，亲近王港修道院的神父，是一位法国神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翻译的《圣经》在18世纪非常流行，被称为“王港圣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