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隔离和误解的情境里，先锋派艺术是脆弱的而且常常遭到镇压。这看起来只会使共同体在长期的“绝望”中(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中期“重构”结束）经受的身份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在这里不太可能指出那些一党专政的国家(Etat-parti)——它们生于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惧怕和对虚无的焦虑—怎样把这些感觉转变为仇恨去反对先锋派。希尔德加德·布莱纳(Hildegard Brenner)研究纳粹的艺术政治，或者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Hans Jürgen Syberberg)的电影不仅仅分析了这些镇压手段。这些研究和电影解释了，为何被文化专员和通敌的艺术家——尤其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强加的新浪漫主义的和象征的形式必须阻止由发生推动的否定辩证法。采用的手段是把问题转化为对一个传奇“主体”的等待，即纯粹的民族到来了吗？领袖到来了吗?齐格弗里德到来了吗？这样被消解和转变成神话政治的崇高美学，就能在纽伦堡(Nüremberg)的齐柏林场(Zeppelin Feld)建造他们的人类“教育”基地2。
崇高与先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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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格弗里德(Siegfied),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里的英雄，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里的主角，以屠龙闻名。——译者注
2 指德国纳粹时期的全国党代会会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