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这样，我们确实有某种理由对技术科学怀有希望。这样一种“计划”(programme)是否可实现，我不知道。那么企图把挑战一个即便不是正在编制(programmation)但至少也是计划(programme)的经验——就像画家的视觉或者写作那样——程序化(mettre en programme)是否可靠呢?你们去试试看吧。毕竟对你们来说急迫的问题是，通过你们的机器对日常语言进行理解。这个问题你们尤其会在终端设备与其使用者之间的互动中遇到。你们的人工智能与天然智能—它由所谓的“自然”语言携带并且在自然语言上涌现——的接触就在于这种互动。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纠缠着我。这是另一个问题吗?思想与痛苦的紧密联系。等待书写的这些文字和这些句子，围绕着正在生成的画作和音乐的潜在的这些色调和音色，你们说过，它们顺从同时又躲避捕获。就算记录在纸上或者画布上，它们“说出”与人们“想说”的不同的东西，因为它们比当下的意向更加古老，被超负荷地使用，也就是说与其他文字、句子、色调、音色连接在一起。由此准确地说它们形成一片场域、一个“世界”，你们所谈论的“勇敢”(brave)的人的世界。而这个人的世界更准确地说是需要去对抗(braver)的一个晦暗不清的背后的视域(arrière-horizon)。当人们相信能够以选择和连接材料为形式描述思想时，人们对真理三缄其口：材料不是被给予的，而是可给予的 (les données ne sont pas données,mais donnables)，而选择过程不是选择的目标(la sélection n'’estpas un choix)。思想如同写作或者绘画几乎只是让可给予之物(donnable)到来。去年我们在锡根(Siegen)就这些主题进行讨论时，把重点放在日本艺术家-武士写书法时和演员表演时从其身体和精神上必须获得的那种空（vide），一种对精神上的日常意向的悬置。这些日常意向与身体的一些习惯和禀赋联系在一起。正是以此为代价，用格林(Glenn）和安德阿斯(Andeas)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认为我借助于道元、狄德罗和克莱斯特而变得丰富—毛笔遇见“应该的”形式，舞台上声音和举止看见自己被赋予“准确的”音调和姿态。这种置空(mise sous vide)，这种隐退，与一种同一性认证、选择和征服的活动完全相反，与痛苦如影随形。我不是说:克莱斯特谈论的恩赐(grâce)，即笔画、音色、空间的恩赐，自有其价值。这是傲慢。这种恩赐自行呼唤。需要倒空身体和精神以便恩赐可以触及它们。这没有痛苦是不行的。人们失去了对获取产生的愉悦。
如果思想可以摆脱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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