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以斯蒂格勒研究的原始假设为出发点，即所有技术都是一种“客观化”(objectivation)，也就是说意义的空间化，其典范就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书写本身。记录，一方面是留下痕迹，因为它是“可读的”(如果你们愿意，也是可解码的），它打开意义的公共空间并且生成使用者一生产者的共同体，而另一方面（?），因为它在一个空间性的载体上进行标注而被赋予了持久性，它保存了过去事件的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它制作成可自由处置的、可呈现的、可修改的记忆。
我的想法是：由此，通过某种形式主义，区分这种由作为记录的技术而产生的记忆-效果（effet-mémoire）的多个面向，同时将之特别与技术-逻各斯的当前状态联系起来。我将使用人们可能会称之为唯物主义——所以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术语来展开论述。我自认为:这是为了方便，为了不让报告显得太严肃。也可能是主题的严肃性让我无法做得更好。
所以，我区别—并不企求达到详解—三种一般来说的技术记录的记忆-效果:辟路(frayage)1、清扫(balayage)和穿过(passage)，它们大体上分别对应三种与记录有关的非常不同的时间综合:习惯(habitude)、回想(remémoration)和回溯（anamnès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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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漫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