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说:活细胞，有器官的组织已经是teknai，而正如有人说，“生命”(vie)已经是技术——总之，生命的“语言”(我们叫作基因密码）不仅仅限制这种技术的操作性，而且（这是同一回事情)不允许对它进行客观化、认识和被操控的复杂化。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史与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史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不是通过回想展开的，而是通过辟路。
根据上述的属性，我们可以说:语言就像无法定义的自动技术，因为它自身有一种无限的组合能力，同时也揭示了：在所有记录—也包括语言的记录—中都存在有限的一面。确实，记录要求对被记录的事物进行挑选。所有语言结构本身都是排除的活动，这表现在其各个层次上：语音、语义、神话、叙述等。通过逻辑术(la logikè teknè)、修辞术(la rhétorikèteknè)、诗术(la poétkè teknè)，古希腊人(包括亚里士多德）界定的不仅仅是在论证、说服和诱惑的艺术里观察到的规则群，他们同时揭示了这些应用的有限性，由此发现了“要说”(à-dire)的无限场域，以及生成新句子和规则的无限任务。那时人们把哲学叫作任务(tâche)，这真是个奇怪的字眼。那时哲学就是认知管理处(instance recognitive)，是元管理处（méta-）或者远程-书写管理处。这种权力，我说过，是“主动”记忆所固有的，但是它作为类-规章惯例（quasi-institution）出现在公共空间，而且在外延上把握并且考问了生成它的习惯文化。
逻各斯与技术，或者电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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