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西方哲学开始在中国兴盛。
有三个名字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紧密相关：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sup>304</sup> 这一时期知识界的争论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全盘西化，全面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提倡者如知识分子胡适［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相反，张君劢（鲁道夫·倭铿的学生）、张东荪（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的中译者）等人则持批评意见。这些争论难解难分、互不相让。这一时期提出的问题预示了新儒家的出现，即如何发展一种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接下来我们将回顾一些历史插曲，来体现那时的知识分子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如何考虑中国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16.1 张君劢﹕科学与人生的问题
第一个插曲发生于1923年，哲学家张君劢（1887—1968）（他是宋明理学专家，也是倭铿的学生和合著者）在北京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之后以“人生观”为题出版。这个标题很难翻译成英文：字面上说，它指的是对生命或生活的直观，我们可以猜测它试图唤起倭铿所用的德语词Lebensanschauung的含义。1921年张君劢在耶拿大学遇到倭铿，决定从师于他，随后又与他合著了《中国与欧洲的生命问题》（Das Lebens<sub>p</sub>roblem in China und in Euro<sub>p</sub>a），这本书尚未译成中文（或英语）。<sup>305</sup> 它分为两部分：上半是倭铿论欧洲，下半是张君劢论中国，倭铿为下半部分写了后记。这本书本身对这个主题并没有特别深刻的洞见，而是简要勾勒了从古至今不同的Lebensanschauung（生命直观）。在后记中，倭铿对中国的生活方式及其与儒家道德哲学的关系做了如下评价：
在这里我们尤其能看到一种对人类及其自我意识的强烈关怀，这种生活方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简约和诚意。对这种社会的和历史性的共同存在的崇高敬意以奇怪的方式与理性的启蒙结合在一起。<sup>306</sup>
很显然，和倭铿的合作让张君劢可以把他的道德哲学和人生问题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张君劢自称“现实主义的唯心主义者”，意思是他从“我”出发，但这个“我”并不是绝对的，“我”暴露在真实世界的经验之中。从唯心主义出发是张君劢的Lebensanschauung的特点，这使得客观科学和哲学区分开来。在《人生观》一文中，张君劢认为“我”应该能提供一种视角，由此理解“我”之外的东西，包括个体的和社会的性质—从内在精神的自我到外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希望，甚至是世界的创造者。对张君劢而言，科学是一门以客观性为始终的学科，它应该基于直观的、主观的“我”。张君劢描述了科学和“人生观”的五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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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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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R. 倭铿、张君劢，《中国与欧洲的生命问题》（Leipzig: Quelle und Meyer,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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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哲学家都不是技术专家，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是否是例外可以商榷。
306 同上，第199页。“Als eigentümlich fanden wir dabei namentlich die Konzentration des Strebens auf den Menschen und auf seine Selbsterkenntnis; die Größe dieser Lebensgestaltung liegt in ihrer Schlichtheit und ihrer Wahrhaftigkeit; In merkwürdiger Weise verband sich hier mit vernünftiger Aufklärung eine große Hochschätz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und geschichtlichen Zusammense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