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式上的区分立即被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抨击。丁文江批评张君劢从科学退回了形而上学，讽刺他的哲学是玄学。“玄学”原指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哲学，它受道家和佛教的影响极深（参考§9），现在被贬为学术与迷信的混合。
这一历史片段中最重要的是，张君劢担心科学被认为比中国社会中传统的知识理论更有价值，它正在重构一切价值和信仰，包括Lebensanschauung。从他的警告和丁文江的批评可以看出，在中国的这一时期，科学有成为检验一切知识形式的终极标准的危险，这样一来，除了那些被认为无害或仅作为装饰性的元素以外，任何被视为不够科学的东西都会被过滤。
§16.2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其批判
另一插曲发生在1935年，它塑造了第二个时刻和相关的争论，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利害攸关的主要观念。1935年1月10日，十位著名的中国教授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文章，<sup>307</sup> 他们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议是肤浅的，要求深化改革。他们也批判了全盘西化的提议，无论是效法英国、美国和苏联，还是意大利和德国。宣言表现出一种对知识界混乱内讧的担忧，认为这将同时导致对中国本源和当代的遗忘，宣言也构想了一个既能有效整合技术与科学又免于丧失其根基的新中国。3月31日，胡适讽刺地回应了这份宣言，声称没有必要为“中国本位的文化”而心忧，因为中国将始终是中国。根据胡适的说法，中国文化在总体上有某种惰性，所以当中国文化想要全盘西化，也一定会由于惰性而创造出别样的东西。他继而嘲笑陈独秀（1879—1942）：“陈独秀接受了共产主义，但我相信他是一个中国式共产主义者，与来自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不一样。”<sup>308</sup> 后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成了一个托洛斯基主义者。
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在中国成了主流观点，或许是因为它最适应这一实验与质疑的时期。然而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实用主义，在肯定西化的同时又希望能从自身文化和传统的抵抗性力量出发做某种调整。这样看来，中国文化就仅仅成了勒鲁瓦–古汉所说的“功能美学”，这意味着它的作用只是在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上添加美学维度，这样的话发展也就是东方式的了—东方的科学和科技、民主和法制。在1935年这场争论中，张东荪（1886—1973，柏格森的中译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没有引起其他知识分子的重视，但仍是一个有效的、关键的问题：他坚称，问题不在于西化是好是坏，而是中国究竟能否吸收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仍旧在中国今天所遭受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灾难中回响。这种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天真地相信，差异会自然产生，不需要靠其他干预。它先是被马克思主义教条取代，而在20世纪末，随着经济改革再次出现。<sup>309</sup> 然而，这个过程的所有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古代宇宙技术的精神消失了，那些显得与现代不兼容的东西都被打发到“传统”这个不痛不痒的范畴中，被发展的力量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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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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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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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胡适，《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