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
其实，将人类世的开端定在工业革命的起点的做法，从神学角度说最恰当的，因为正是伴随着煤炭、光学和商业的兴起，基督–教堂–宇宙的共同作用力（co-agency）的含义在宗教革命后的欧洲不复存在。<sup>523</sup>
诺斯科特的观察与西谷启治的相呼应，不过对欧洲来说，尽管工业革命被体验为一种断裂，它仍然是一种连续性，因为这一断裂源于内在动力，而非由外来力量的闯入引发。在最近关于人类世的反思中，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也已提出了某种政治神学与宇宙论的重新发明。诺斯科特等人将人类世理解为变革的时刻和需要抓住的时机（kairos）<sup>524</sup>，他也把18世纪末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发现的地球的深时间（deep time）解读为柯罗诺斯（chronos），<sup>525</sup> 并将人类世看作是没有上帝干预的世界末日，这一时机呼唤人类为危机负起责任。
然而这些提议都低估了现代性问题，仿佛它只是一场波折（disturbance, Störung）。让我们以拉图尔的“重置现代性”计划为例，看看拉图尔是用怎样的比喻描述“重置现代性的”：
如果你迷失方向了该怎么办—比如如果你手机上的罗盘开始乱动，该怎么办？你会重置它。你或许会因迷失方向而陷入恐慌，但你还可以按照说明慢慢校准罗盘，让它重置。<sup>526</sup>
这一比喻的问题在于，现代性不是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相反，它是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运作得太好了。一旦它重置，它还会从同样的前提出发、按照同样的方式运作。我们也没法指望现代性能像按个按钮一样重置—或者说，这一现代的时机或许在欧洲是可能的（尽管我怀疑这一点），但在欧洲之外就肯定不是了。正如我谈到中国和日本克服现代性计划的失败时表明的：中国的策略最终加剧了现代性，而日本的策略则导致了狂热和战争。这里“迷失方向”不仅意味着一个人迷路了、不知道该选择哪个方向，它也意味着时间性、历史和形而上学上的不相容性：毋宁说它是“东方的丧失（dis-orient-ation）”。
与“回归自然”或“重置现代性”的呼吁不同，我在此主张要重新发现一种作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计划的宇宙技术。现代科技在这一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还需进一步澄清，在我看来这是如今克服现代性的根本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在人类世中扮演的角色—尽管我们知道中国极大地加速了人类世的进展<sup>527</sup>—而在于中国（以中国为例）在由现代科技构建起的地球-人类时间轴的巨大力量面前，该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能把技术无意识与我们这里试图阐明的宇宙技术结合起来？某种大中华未来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叫它）已经在各个不同领域显现出来了，然而这种未来主义是同道德宇宙技术的思考背道而驰的—最终它只是对欧洲现代计划的加速。中国如今的电子化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当脸书和Youtube出现时，创立了和他们类似的人人网和优酷；当Uber出现时，中国采纳了它并叫它优步……我们知道这种做法是有历史和政治原因的，或者如今已到了应当终止这种重复并且必须重提现代性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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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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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诺斯科特，《气候变化的政治神学》，第48页。
524 M. 诺斯科特，《人类世的末世论：从深邃时间的柯罗诺斯到人类时代的时机》（Eschatolo<sub>gy</sub> in the Anthro<sub>p</sub>ocene: from the Chronos of Dee<sub>p</sub> Time to the Kairos of the），第100–112页。
525 赫顿是第一个提出地球存在了不止8亿年的人，该主张与《圣经》中关于地球存在了约6000年的信仰相悖。赫顿的发现不仅是对教会的挑战，它还提出了一种“地球系统”的理论，这被看作是现代地质学的开山之作。
526 B. 拉图尔，《我们谈一下吧！》（Let<sup>’</sup> s Touch Base!），见B. 拉图尔编，《重置现代性！》（Reset Modernit<sub>y</sub>!）（Karlsruhe and Cambridge MA: ZKM/MIT Press,2016），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