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从一个自我限制的循环到下一个循环的过程中，人类参与进（他通过客观具体化构建起的）系统的部分增加了，那么就可以说人类在发展。如果“人—宗教（man-reli-gion）”的系统被赋予了比“人—语言（man–language）”系统更多的内部共振，“人—技术（man–technology）”系统又被赋予了比“人—宗教”系统更多的内部共振，就可以说人类是在发展的。<sup>544</sup>
西蒙东在这里指出了三种循环，即“人—语言”“人—宗教”和“人—技术”。他在“人—技术”循环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客观具体化，它不再是对自然语言或宗教仪式，而是对“技术个体（technical individuals）”的生产的客观具体化。如果技术性具体化没能产生任何内部共振，它就无法引向一个新的循环。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一点正是西蒙东对现代性的批判的核心所在。该批判可以在当今中国以及大多数亚洲国家那里找到具体例证，在这些地方，资本主义（作为主导的宇宙技术）推动的熵的生成既没有出路， 545也没有产生共振—它只是德斯寇拉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的普遍化。生活在人类世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一危险。转译的任务便是产生一种内部共振。我们寻求的“内部共振”是器与道这两个形而上学范畴的统一，且必须为这种统一赋予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宜的意义和力量。我们无疑需要理解科学与技术从而转变它们，但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之后，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文明都已经到了该寻找新的实践形式的时候了。这时正是该放飞想象力，并聚合各种努力。本书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基于差异的翻译。只有凭借这种差异，和以物质形式确立它的能力和想象力，我们才能主张一种不同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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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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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R. 鲁比，《人类发展的极限》（Les Limites du<sub>p</sub>ro rès humain），《道德形而上学述评》（Revue de Méta<sub>p</sub>h<sub>y</sub>si<sub>q</sub>ue etde Morale）, 63:4（1958），，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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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G. 西蒙东，《人类发展的极限》，第231页。
545 我所说的“熵的”与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所说的“熵学（entro-pology）”有关。施特劳斯提出应把他研究的人类学更名为熵学，以强调由西方的扩张导致的各文化的解体：“人类学最好改名为‘熵学’，这个名字与该学科对这一解体过程的最高体现的研究相关。”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J. 韦特曼（J.Weightman）、D. 韦特曼（D. Weightman）译（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第414页。斯蒂格勒也提到了这个词，他说人类世是“熵世，因为它不停地导致傲慢（hubris）”，见B.斯蒂格勒，《在破坏性创新之中：如何不发疯》（Dans la disru<sub>p</sub>-）（Paris: Edition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6）；而杰森·穆尔（Jason W. Moore）称人类世为“资本世”，因为它在根本上是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一个阶段，J. 穆尔，《生命网中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