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反思和具体探索，例如该如何在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智能手机、机器人等—的关系中设想这种经验形式？如何就二极管、三极管、晶体管（吉尔伯特·西蒙东以这些东西为例展开了有关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的讨论）讨论器与道？在现代化开展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更新同非人类的关系？技术发展已经冲破了古代宇宙技术的框架，以至于古代的教导—如道家、儒家甚至斯多葛主义—都沦为教条，顶多作为自救的手段。它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被转化成“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n ideology）”一类的东西。<sup>540</sup> 然而我们始终认为，重提这些问题是可能的，可以从宇宙技术而非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角度，依照从宇宙到气的不同数量级来考察它们。在我看来，前面第二节中讨论过的西蒙东对电视天线的分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能帮助我们设想宇宙技术性思考与现代技术的相容性。
因此，我们提出宇宙技术—不只是宇宙论—的概念是希望能重新敞开对技术史以及技术史的多样性本身的讨论。换句话说，我们以中国为例，主张以器道宇宙技术作为居有现代技术的基础和限制，是为了提出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和宇宙技术—它需要有意识地避免技术世界的同质化的生成。这一主张只能通过重新解释我们的传统，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新知识型来实现。这其中也包含另一种翻译：它将不再基于对等原则（如把metaphysics译作形而上学，把technē译作技术），而是基于差异，并允许转导（transduction）发生。
按照西蒙东的理解，转导暗含着系统的渐进结构性转化，它是由新接受的信息引发的—这是文明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以“内部共振（internal resonances）”为特点。在一篇题为《人类发展的极限：批判性研究》（“The Limitsof Human Progress: A Critical Study”）<sup>541</sup> 的文章中［该文章是对雷蒙·鲁比（Raymon Ruyer）写于1958年的一篇同名文章的回应，鲁比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技术加速化与人类发展的极限的关系］，西蒙东主张将技术物的物理性具体化（concretisation）看作文明的限制。鲁比反对安东尼·古诺（Antoine Cournot）关于技术发展是一种规则的线性增长的观点，并将其描述为一种“加速膨胀”，他论证说技术的指数型加速会在某一点上停止。<sup>542</sup> 在此我们无法展开讨论鲁比的论点，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章末尾表明，尽管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给大部分人口带来了不幸，“一旦技术的结构稳定下来，生活的游戏将重新开始，美好的事物将焕然一新”。<sup>543</sup>鲁比的论点与中国实用主义者们的态度相呼应：继续发展吧，承担它带来的灾难—我们之后再把“自然”修好。西蒙东并不假设人类发展有明确的终点，相反，他主张把人类发展理解为循环，其特征是人类与客观具体化（objective concretisation）的内部共振：
309
310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 269
311
541 G. 西蒙东，《人类发展的极限：批判性研究》（The Limits ofHuman Pro<sub>g</sub>ress:）（1959）， 6:2 （2010），第229–236页。
540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许多黑客都把西化的禅宗佛教作为宗教接受了下来。
542 R. 鲁比，《人类发展的极限》（Les Limites du<sub>p</sub>ro<sub>g</sub>rès humain），《道德形而上学述评》（Revue de Méta h si ue etde Morale）, 63:4（1958），第412–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