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列，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sup>296</sup>
根据李三虎，第二项翻译是把道和器完全替换成西方理论和西方科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1861—1895）之后是百日维新（1898年7月11日—9月21日），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甲午战争（1894—1895）日本击败中国所造成的打击的反应。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想象为何这个事件是一种创伤：被西方国家击败尚可以解释为它们的文明相对发达，但日本曾经只是中国的一个小“朝贡国”，被它击败几乎难以理解。鸦片战争后，自强运动的目标首先是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更高端的战舰和武器；其次是通过工业化、教育和翻译把西方科学和技术整合进中国。然而所有这些计划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下搁置了。
我们必须留意，这时唯物主义思想在欧洲盛行，而渐渐熟悉欧洲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挪用它。让我们以最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之一谭嗣同（1865—1898）为例。与几乎所有儒家一样，谭嗣同也强调器道的合一。然而，正如李三虎所说，他将器等同于科学和技术，将道等同于西方科学知识，尽管他是用中国哲学范畴来构造的。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器支撑道，没有了器，道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应该改变道，以便与西方的“器”相符。所以，谭嗣同把魏源的“器为道用”颠倒为“道为器用”。
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对中国哲学与西方科学的结合非常有创意，有时近乎荒唐。1896年，谭嗣同在上海遇到了把以太的概念介绍进中国的耶稣会会士傅兰雅（John Freyer）（1839—1928）。<sup>297</sup> 谭嗣同运用唯物主义解读了以太，并将其转化到他早年对中国经典的解读里，包括《易经》和宋明理学的文本。他提出要把儒家的仁理解为以太的“用”或“表现”：
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之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sup>298</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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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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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严复集》第3册，1986年，第558–559页；李三虎，《重申传统》，第109页。
297 《严复集》第3册，1986年，第558–559页；李三虎，《重申传统》，第113页。298 谭嗣同，《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