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鸦片战争后器与道断裂
宋明理学的形而上论述遭到猛烈抨击，它被视为空洞的理论并且与历史和现实脱节，从而逐渐衰落。到清代末期，终于让位于西方科学的新学科。这个发展阶段比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更加难以思考。佛教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和价值，但西方科学的既有价值和强大物质支撑使得它无法被直接采纳，中国的技术状况只能被迫适应它。这种适应是中国文明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挑战与危机之一，它的确使得中国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到“正统”和“本真”的源头。
西方科技在中国被说得神乎其神，但更根本的危机是，它造成了恐惧。比如1876年到1877年，英国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在中国修建了第一条铁路，由上海至吴淞。这条铁路（由于安全隐患）让人害怕，以至于清政府花了28500两白银把它买下来并拆毁。<sup>292</sup> 我们在这里思考的这个文化转型被一些亚洲学者模糊地称作“另一种现代性”，其实它是十足的“笛卡儿式”的现代性：企图推行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同时维持中国思想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心智（我思，或这里所说的哲学思想）可以通过技术媒介沉思和指挥物质世界，而自身不会因此而被影响和改变。
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打垮了文明的自信，把它抛入困惑和怀疑的旋涡中。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后，中国认识到不发展“西方科技”就无法赢得战争。惨痛的失败导致了自强运动（1861—1895），包括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生产的工业化和教育体制改革。运动的两句口号体现了当时的精神。第一句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句展现出更多文化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三虎指出，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中产生了一系列“翻译”，道和器逐渐与西方（社会、政治和科学的）理论和西方科技等同了。<sup>293</sup> 李三虎进一步提出，如果说自汉代以来，道被认为先于器，那么从晚明到清代，这个秩序就被颠倒了，器被认为先于道。 294
第一项翻译是用西方科技替代器，并用它来实现中国的道。在鸦片战争后的改革运动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知识分子魏源把西方科技和器等同，希望以此把西方科技整合到对经典的传统研究中。魏源强烈批判宋明理学只做形而上思辨，而不正确地运用道去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他试图从中国哲学中挽回那些有助于中国文化从内部改革的原则，于是他也就把六经解读为治理之书。 295所以他无意之中废除了器和道的整体论，使之成为某种笛卡儿式二元论。与影响魏源的章学诚相比，魏源把器的概念从历史性书写拓展到一般人造物，并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唯物主义立场。古文运动试图通过书写重申道，但器和道仍然是合一的。而魏源把器的概念拓展至西方科技，他就与道德宇宙论彻底决裂了：器仅仅是被道控制和掌握的东西。道是心智，器是它的器具。在这种概念里，器成了纯然的工具。汤玛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达尔文的译者严复（1854—1921）嘲笑过这种中国的道和西方的器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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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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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李三虎，《重申传统》，第111页。
294 同上，第67页。
292 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 29页。
295 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