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唯心主义的原因。
那么牟宗三重新思考现代化计划的策略有多少价值？牟宗三的传记作者郑家栋指出：
百年来，维持民族的原本状态同时又能吸取西方知识，鱼和熊掌兼得正是中国人的梦想。“良知的坎陷”是这一梦想最精妙的哲学表达。然而梦想是否能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了。<sup>350</sup>
的确，牟宗三的“唯心主义式”形而上学的、文化的转型方案被中国的唯物主义运动忽略了，牟宗三曾强烈批判这一运动。无论如何，牟宗三的哲学计划没有被进一步发展是令人惋惜的。对他而言，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关联极少，相反它的的确确破坏了传统。另一条道路取代了传统，名为自然辩证法，它导致了我所说的形而上学（这一古代表述被用来翻译“metaphysics”）的终结，以及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这一新准则的出现。
§19 自然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马丁·海德格尔在很多情形下宣告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他认为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在1964年的论文《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The End of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里，他宣称控制论的出现预示了哲学的终结。然而这一“终结”并非普遍的，虽然我们会看到，它是现代科技造成的一般趋势—我将这一“终结”描绘为“失向”（dis-orientation）。“形而上学的终结”并未在西方和东方同时发生：首先，metaphysics并不等于通常的中译，形而上学—前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的发展无法产生现代科学和科技；其次，在东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以另一种形式发生的—器与道的分离。在中国，这一终结仅表现为某种20世纪的余震，它似乎是被延迟了，当现代化和随后的全球化这一新的命运强加过来，它才到达。在这个新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是仅仅促进了旅游和文化工业。
“李约瑟问题”依旧萦绕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如果依照李约瑟和冯友兰的逻辑，可以说20世纪之前，中国从未有过一种技术哲学。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只有自然哲学和与之相伴的道德哲学，它们调节着技术知识的获得与应用。在欧洲，也许可以说技术哲学在19世纪晚期才开始，首先经由恩斯特·卡普、马丁·海德格尔、弗里德里希·德绍尔和曼弗雷德·施霍特（Manfred Schröter）等人的著作，它才在德国的学院哲学中占得一席之地。然而，如前文所说，技术的问题在西方哲学里一直存在，而且可以确切地说，它在宇宙技术的意义上建构了西方的思想—即便它在某种意义上被压抑了，这沿用了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论述，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它。
在中国有另一条轨迹，主要源于这个事实：自1949年起，新中国的方方面面开始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Nature）和《反杜林论》（Anti-Dührin<sub>g</sub>）广为研习，成了发展社会主义科学的基础理论。自从《自然辩证法》1935年被译成中文，它在中国就成了一种“准则”，相当于西方的科学技术研究。<sup>351</sup> 在这两本书中，恩格斯想说明，唯物主义辩证法应该成为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反杜林论》也是对“柏林黑格尔主义的堕落”的回应，对自然的观念主义和形而上学解释在柏林占主导地位的批判。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版序言里，恩格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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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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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郑家栋，《牟宗三》，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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