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良知的分析里还有一个重点，他回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也就是内圣外王。这一儒家图式沿着一条线性轨迹，我们先前提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新儒家认为，这个由内到外的径直的投射里有一个问题。假如在过去，人们相信从帝王对美德、道德的培养到天下太平这一线性的进步，那么如今这已不再可能。与此不同，如今这一投射需要经过外部的曲折。换句话说，传统的投射方式不再是一种进步，而是退步。所以需要另一种轨迹，而这与良知必经的曲径产生了共鸣。在牟宗三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政道与治道》（1974）中，这一点十分明确，他写道：
外王是由内圣通出去，这不错。但通有直通与曲通。直通是以前的讲法，曲通是我们现在关联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讲法。我们以为曲通能尽外王之极致。如只是直通，则只成外王之退缩。如是，从内圣到外王，在曲通之下，其中有一种转折上的突变，而不是直接推理。这即表示：从理性之运用表现直
接推不出架构来表现。 349
牟宗三在这里提出，古代的图式不再有效，所以任何仍旧从古代文本和个人修养（虽然这些依旧重要）出发的计划都不再充分。与传统的政治和道德的关系的概念相比，他认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个路径，要更优先考虑科学和技术—换言之，他含蓄地指出，实际上“曲径”必须由器来引导。
牟宗三与技术问题相关的哲学任务就此止步。与其他人不同，他希望将科学与技术问题带入形而上学语境，使之能和康德的系统以及传统中国哲学兼容。然而他没走更远，因为他的思想重道而轻器。牟宗三坚持认为，康德的哲学绝不是先验唯心主义的，而是经验现实主义的；与宋明理学家一样，他认为心与物不可分离。然而在牟宗三的著作中，心成了现象的认识、本体的认识的最终可能性。是什么使得心成了这样一个纯粹的起点？与费希特和谢林相似，牟宗三认为良知是无条件的，而根本区别在于，良知不是认知心的我（ich），而是宇宙心的我。如果良知能自我坎陷而成认知主体，且由于这一认知主体来自良知的自觉行动，所以它就与良知保持着连贯的关系。因此，当科学和技术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出来，它们就是先天伦理的（a priori ethical）。换言之，从器道的话语来讲，我们可以说器是道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器与道的关系就不是相互性的，而是一种包含性的关系。这也是为何牟宗三的进路会被视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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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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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牟宗三：《全集》第9卷，《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第56页；郑家栋引用，《牟宗三》，台北：东大书局，1978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