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一方面进一步破坏了传统，另一方面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1981年，经邓小平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CSDN）成立。《自然辩证法》的影响力从而超出科学技术研究的范围，成了提高一切领域的生产力的“武器”。哲学家陈昌曙（1932—2011）负责在中国建立了“科学技术哲学”作为正式的、官方的学科。1990年他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议，用“科学技术哲学”取代“自然辩证法”作为学科名称。<sup>355</sup> 陈昌曙自己的著作《技术哲学导论》<sup>356</sup> 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教材。虽然这个新成立的正式学科取了新名字，但《自然辩证法》依旧是其历史性基石，尽管恩格斯的这本著作除了关于进化论的章节，没有任何与科技相关的内容。
所以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但出于对这一主题的重视，它背后有强大的动力。例如，哲学家乔瑞金的著作《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2002）系统性地探究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运用。林德宏的《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详细阐述了把科技纳入思考的新文科的可能性。<sup>357</sup> 我很同情这些努力，但让我惊讶的是，它们对中国及其与技术的关系的思考缺乏连续性，甚至缺乏一致性。也就是说，除了李三虎的近作，这种关于科技的哲学仅仅想把技术哲学（Technikphilosophie）或科技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引进中国，再配合马克思主义科技批判，来同化它们。对于前文提到的这些作者，以及一些当代哲学家，如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和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仿佛中国和欧洲对技术的理解是相同的。所以说欧洲哲学的普遍化是药性的（pharmacological），虽然它或许拓宽了交流，但它的主宰也封闭了任何深化对话的道路。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情形叫作作为形而上学的终结：在中国思想中的形而上思考维系了人类—宇宙系统的一致性，但它被打断了，让一种介稳态（metastability）再也无法恢复。我把这种情况称为“失向”（dis-orientation），它有两个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全面地失去方向：人发现自己身处海中央，既看不见来处也看不见去处—这正是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 Science）中所描绘的场景。其次，与西方不同，被否定的东方不再是东方，而这使得西方也失去了东方的视野。换句话说，科技的聚合与同步造成了一种同质性。过去30年来，中国的技术哲学积极回应着科技全球化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那种把中国和西方的技术概念等同，或者让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的倾向，正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症候，它进一步遗忘和脱落宇宙技术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遭受着它自己的“遗忘”，而这与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遗忘不一样。
科技理性已经扩张到如此程度：它是一切条件的条件，一切原则的原则。一种总体性正通过技术系统而形成，就如雅克·埃吕尔在20世纪70年代所预言的一样。<sup>358</sup> 要抵抗这种科技理性，就必须提出其他理性形式，建立新的动态和秩序。加速主义诉诸普遍主义，企图撇除任何一种殖民主义所强加的文化。然而它的普遍主义却取自“普罗米修斯式”的科技概念，它为之斗争，但从不拷问其文化特殊性。这种情况下，技术的范畴本身被耗尽，其中仅仅包含了一种命运。要超越这种加速主义式的普遍化，就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发明技术多样性，以及各种技术性与自然—以及与宇宙—的多种关系。在人类世里，中国要避免文明的总体毁坏，唯一希望是如牟宗三所做那样，发明思想和创造的新形式，但这一次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这要求中国绕过“唯心”与“唯物”的对立，并在牟宗三所说的本体的与现象的存有论之间找寻别样的接合点。要达成这些，就需要宇宙技术上的思考，需要发展一种思想形式，让器的进一步发展不脱离道和宇宙论意识。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通过理解时间与现代性的关系来进一步阐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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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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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李侠（Xia Li）：《中国的科学哲学和STS：从共存到分离》（Philoso h ofScience and STS in China: From Coexistence to Separation）《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份国际期刊》（EastAsian Science Technolo and Societ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5（2011）, 第5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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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陈昌曙：《技术哲学导论》，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357 林德宏：《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