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20 几何学与时间
我们于第一部分指出，尽管在中国，西方的“技术哲学”是外来的，但通过对器道关系的历史性阐释，我们依然能从中国哲学发掘出一种“技术思维”。在第二部分，我们要探讨当中国的技术思维与有漫长哲学传统的西方技术思维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中国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化展开于两种技术思维碰撞之后。这一碰撞是两种时间结构间的张力，但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本身。整个20世纪，先是在欧洲，宣称必须“超越现代性”，接着是在日本传播开（尽管动机有所区别），而如今在环境危机和接踵而来的技术灾难之中，几乎到处能听到这种说法。但这些呼声最终唤来的—那些主张要回归古代宇宙论或本土存有论的人类学家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却是战争和形而上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在上述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中重估现代性问题，我想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回到“传统存有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新发明自己时代的宇宙技术。
李约瑟是否已经回答了为何现代科技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否圆满回答了李约瑟的问题？李约瑟确实给出了一种对各因素的系统分析，他走得比单纯的社会构成主义更深入。他的分析考虑到科举制度、哲学神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这深刻地影响了一种独特文化的形成。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一个集合，它体现着构成中国历史的各种倾向、力量和偶然性。然而，恐怕李约瑟的分析还不足以解释现代科技在中国的缺失，这一问题还涉及中国哲学体系更根本的东西。要想理解它，我们还得更进一步。正如李约瑟指出，中国哲学基于一种“有机”而非机械的思维方式—虽然这种划分还是很有疑问的。而牟宗三则提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于对本体存有论（noumenal ontology）的关注，这体现在它试图让经验指向无限的倾向。似乎按照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宇宙的结构和性质与西方有所不同，人类的位置及其认识方式在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中是顺应宇宙的，这种规定也与西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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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358 J. 埃吕尔，《科技系统》（The Technolo<sub>g</sub>ical S<sub>y</sub>stem）（London: Continu-um,1980）；这本书可理解成对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的延伸。进一步的分析参见许煜《科技系统和去象征化问题》（Technolo<sub>g</sub>ical S<sub>y</sub>stem and the Problem of），H.杰昂尼默（H. Jerónimo）、J. L. 贾西亚（J. L. Garcia）、C. 米切姆编，《雅克·埃吕尔与21世纪的科技社会》（Jac<sub>q</sub>ues Ellul and the Technolo<sub>g</sub>ical）（Dordrecht: Springer, 2013），第7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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