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的计划与19世纪观念论相呼应—这并非巧合,因为西谷启治学术生涯的开端就是阅读谢林并把他的《论人类自由本质》和《宗教与哲学》译成日语,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都对黑格尔很感兴趣。不过,京都学派也试图超越理念论的纲领,正如西谷启治在《世界史的哲学》中所说:
今天的世界需要在世界史研究与世界史的哲学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已经和黑格尔的或兰克(Ranke)的世界史哲学所理解的很不同了。更进一步说,今天的世界需要我们超越这些伟人的出发点,更根本地重新考察黑格尔式国家和理性理念论的逻辑,以及兰克的“道德能量(moralischeEnergie)”和历史理念论。<sup>453</sup>
要想理解西谷启治这里所说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史的哲学”,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德国1880年至1930年间历史主义论辩的两个阵营。一方是新康德主义者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和他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等人的研究进路,另一方是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生机论和狄尔泰的世界观学(Weltanschauungslehre),他们的研究进路被斥为“相对主义”。<sup>454</sup>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解构(Destruktion)了存有论之后,这场论辩就结束了。京都学派试图克服黑格尔将历史视作精神的实现—这种观念与莱布尼茨的神正论相近,因为黑格尔说历史是“上帝的存在的证明”—这种理性观念主义的态度。<sup>455</sup> 但它同时也想克服利奥波德·冯·兰克将历史描述为一系列由“道德能量”驱使的个别、单一事件的观点。简单地说,京都学派的思想受德国哲学影响很大,且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延续了德国(不带基督教的目的论)重构世界史的哲学的使命。仿佛这现在是日本的使命了—正如田边元在《中央公论》会议中公开宣称的(与海德格尔1933年作为弗莱堡校长于就职仪式上的演说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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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453 引自克里斯蒂安·尤尔(Christian Uhl),《什么是“日本历史哲学”?探问京都学派“世界史立场”的动力学》(WhatWas the <sup>“</sup>Ja anese Philoso h ofHistor <sup>”</sup>?AnInquiry Into the Dynamics of the "World-Historical Standpoint" of the Kyoto School) ,见克里斯·戈托-琼斯(C. Goto-Jones),《将京都学派重新政治化为一种哲学》(Re-Politicisin the K oto School as Philoso 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第112–134页;西谷启治,《著作集》(Chosakushū), IV,(Tokyo: Sōbunsha,1987 / 1988),第252页。
451 海西格,《虚无的哲学家》,第197页。
454 见自班巴奇,《海德格尔,狄尔泰与历史主义的危机》,(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52 同上,第198页。
455 见P. 查特勒(P. Chételat),《黑格尔作为神正论的世界史哲学—论恶与自由》(He<sub>g</sub>el<sup>’</sup> s Philoso<sub>p</sub>h<sub>y</sub> ofWorld Histor<sub>y</sub> as Theodic<sub>y</sub> On Evil and Freedom),见W.达德利(W. Dudley)编,《黑格尔与历史》(He<sub>g</sub>el and Histor<sub>y</sub>)(New York: SUNYPress, 2009),第215–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