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戈尔德援引了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并重新思考了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他试图揭示当我们重新考察感官的问题时，有可能重新挪用这种因现代技术逻辑（techno-logical）发展而被彻底忽视的知觉生态学。然而，在这个关于人类和环境的概念里，环境与宇宙论的关系却不明朗。而且以这种分析生物与环境的方式，很容易简化为控制论的反馈模型，就像贝特森所做的。而这样就削弱了宇宙的角色，它是绝对压倒性的、偶然的。
西蒙东对人类存在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其视为图形与背景—这是一个有效的宇宙技术模型，背景被图形所限制，而图形又被背景所加强。并且由于图形与背景的分离，在宗教中背景不再受到图形的限制，不受限的背景被当作神一般的权力；相反，在技术中图形压倒了背景，导致两者关系的颠倒。所以西蒙东给哲学思想提出的任务是：产生一种聚合，再度肯定图形与背景的统一。<sup>49</sup> 这一任务可以理解为寻找宇宙技术。例如，波利尼西亚人不靠任何现代装置就能航行在数以千计的岛屿间，当把他们的航海技术视为一种宇宙技术时，我们就不能只留意于这种高超技
通过对比英戈尔德、其他民族志学家及西蒙东的著作，我们看到，触及中国的技术问题，有两条不同的途径。第一条途径是理解宇宙论，它决定了社会、政治生活；而第二条途径重新配置哲学思想，去寻找图形的背景，图形与背景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中专业化和分工的加强似乎越来越疏远。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宇宙技术以及贯穿其历史、相伴发展的哲学思想，恰恰都显示出一种统一背景与图形的持续的努力。
在中国的宇宙论中，我们看到了异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官能。它被叫作感应，字面含义为“感觉”与“响应”，通常被翻译为“相关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sup>50</sup> 我倾向于沿用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翻译，称之为共鸣（resonance）。它能产生一种“道德情感”，进而产生“道德义务”（在社会与政治的意义上）。而因为天是道德的基础，这就不仅是主体的沉思，更是从天与人的共鸣中浮现的产物。<sup>51</sup> 这种共鸣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所以感应意味着：①一切存在者是同质的；②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间存在一种有机性。<sup>52</sup> 我们能在《周易》系辞下<sup>53</sup> 里看到这种同质性，古人包牺（伏羲的别名）创造八卦，并通过这些同质性来反映万物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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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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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相当于人和人之间的爱情或者性爱。 48
48 T. 英戈尔德，《环境的感知：论生计、栖居和技巧》（ThePerce<sub>p</sub>tionofthe Environ-: ）（London: Routledge, 2011），第25页。
艺，而更应当关注决定了该技艺的图像－背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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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A. C. 葛瑞汉（A. C.Graham），《阴阳与相关思维的本质》（Yin-Yan and the）（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6） 。
51 关于道德秩序的起源，在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Moralit and Reli ion）［A. 奥德拉（A. Audra）、C.勃莱尔登（C. Brereton）译（London: Macmillan, 1935）］ 中难以找到解释。柏格森区分了两种道德：一种是封闭的道德，它与社会义务、习俗有关。而另一种他称为开放的道德，它与“英雄的召唤（appel du héro）”有关。在后者中，人们并非屈从于压力而是屈从于魅力。柏格森说这两种形式的道德是并存的，两者都不以纯粹的方式存在。进一步考察柏格森的道德概念并且考察它与我试图勾画的中国宇宙技术之间的关联是很有价值的，虽然对我来说，柏格森对道德的理解相当局限于西方传统，尤其是希腊传统。在中国，宇宙是决定一切的角色，所以任何英雄的行动都只能遵照上天。
49 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第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