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西谷启治的绝对无，与斯蒂格勒那必然表现为技术形式的世界史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世界史是典型的回忆，而绝对无是排除了一切相对性的原初基础，是以自身为基础的绝对。在此我们并不是要解构西谷启治历史性意识的概念，而是想指出技术性无意识正在历史性背后运作。换句话说，西谷启治要想达成他的目标，就得对东亚文化的技术无意识进行“精神分析”。那么就正如斯蒂格勒所说的，没有技术的支持，就不会有历史性意识。于是可以说中国和日本也必定有某种技术无意识，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写作、绘画和其他技术手段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是同样精致、缜密的。然而接下来我们就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技术支持—古代中国的这些与欧洲同样发达，甚至更发达的书写和绘画技术—没有在中国产生出类似的历史性意识。中国和日本的这些技术无疑是与记忆相关的，但我们想表明，是一种在智性直观的基础上运作，并探究本体的哲学体系，拒绝把历史性记忆考虑进去。这就导致了两种存有论的区分：本体的存有论（noumenalontology）和现象存有论，当前者占主导地位，后者便是从属的。
然而这似乎引向了一种循环论证：①历史性意识缺失了，因为时间问题没有被展开讨论；②由于时间问题没有被展开，技术与时间的关系也从未被充分提问；③既然技术与时间的关系不成问题，作为回忆的历史性意识就没有产生。但在这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关于几何学、时间和回忆的问题就又浮现了，我们要再次回到器道关系的问题上。
用斯蒂格勒的话说，“器”可以说是“持留性（retentional）物件”，因为它作为技术物将痕迹或记忆保持了下来。但在中国，“器”从存有论角度说是非时间、非历史的，它与道一致并体现道—因此“器”如果要变得“卓越”，最重要的就是要与道一致。道是宇宙论和道德的，器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它是由另一种外在于自身且并非由自身规定的原则支配的。器在与其他存在者（包括人和非人）的关系中被规定。在第一部分（§14—15），我们讨论了章学诚和魏源讨论器道关系的思维轨迹。章学诚敏锐地指出，我们应当把器道关系看作历史-时间性的关系，在他看来《六经》是历史性的人造物，因此属于器的范畴。这种对器道关系的去-绝对化的理解也导致了对这一关系的重新刻写（re-inscription），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器承载的便是特定时代的道。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魏源颠覆性地提出要把道刻写（inscribe）进器中，这一尝试是为了争得一种技术性意识。然而没等这一意识产生影响，它就立即被中体西用的“笛卡儿式的二分”驱赶走了，中学被划作思想，而西方科技仅作为工具。章学成和魏源两人的理论或许都可以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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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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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第237–238页。
483 同上，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