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人类世中的大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
我们的讨论似乎可以到此为止,因为关于中国论技术问题已经充分展开过了:首先,一度主导着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传统形而上学和道德宇宙论解体了;其次,试图重构一种既与他们的传统相适应,又与西方科技相容的根基的努力,只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最后,海德格尔预计到的作为欧洲的内在危险的“拔除根基(Entwurzelung)”在亚洲展开得更为迅猛。然而我们还不能在这里止步;我们必须应对哲学的“归家”的问题并超越它。因为显然中国不能彻底拒绝科技—它已深刻地成为他们从未经历过,但已经被承传给他们的过去。我们必须继续追问技术的状况,它在今天的亚洲普遍造成了丧失传统的感受;唯一可能的回应方式便是提出一种新的思考、使用技术的方式。
在1958年的一次圆桌会谈上,西谷启治带着巨大的悲痛描述了这种根基的拔除:
宗教在日本已经丧失了效力。我们甚至没有一种严肃的无神论。在欧洲,每一种相对于传统的偏离都必须与传统达成了某种妥协,或至少是与它相对抗的。这似乎解释了那种使得人民成为思考的人民的内向或内省的态度。而在日本……传统的纽带被切断了,与我们身后的事物达成妥协的重担已经不在了,它的位置上留下的只有真空。<sup>518</sup>
中国现代化的速度或许比日本还快,这正是因为中国曾经是而且依然被看作是一个“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国家,而日本则受过欧洲现代性的洗礼。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一个个事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建设和市场经济等等。随后在近30年间我们目睹了一场巨变,它与以速度、创新和军事竞争为特征的全球性技术时间轴同步。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西谷启治已经观察到,如今的技术体系已同一切道德宇宙论相分离:宇宙论变成了天文学、精神被贬低为迷信,宗教成了“人民的鸦片”。西谷启治担忧的这种传统与现代生活的分离正日益加剧。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说的,在“自然辩证法”思想家的指导下的加速化,直接把中国放到了和西方一样的技术性时间轴上。不过在加速化和同步化的共同作用下,显得落后的是中国的思想。器道关系已在技术体系带来的新节奏中垮掉了。在此我很想重复海德格尔说的“黑夜正在降临”,放眼望去我们会见到一些传统的消失和对文化遗产肤浅的市场化(例如通过文化工业或旅游业)。伴随
252 /
291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二部分 现代性与技术性意识
/ 253
292
518 引自J. 海西格,《虚无的哲学家》(Philoso<sub>p</sub>hers ofNothin<sub>g</sub>ness),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