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困境正是由缺乏对在手器具的局限性和危险性意识造成的。现代性止于技术意识的出现，而这种意识同时是对科技力量的意识和对人类的技术条件的意识。为了处理西谷启治和牟宗三提出的问题，必须将时间问题、历史问题与技术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打开一个新领域，探索一种打通本体存有论和现象存有论的思想。
然而，要求中国的技术哲学采纳这个后海德格尔式（贝尔纳·斯蒂格勒式）的观点，是否会再次让我们身处将西方观点简单地强加于自身的危险中？并不尽然。在今天更加根本的问题是找到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概念和一种宇宙技术的思想，让我们以新的方式与技术物、系统共存。我们远非声称要简单地以贝尔纳·斯蒂格勒的分析代替牟宗三和西谷启治的，而是要提出这个问题：有可能不把技术吸收进牟宗三或西谷启治的存有论，而将技术理解为两种存有论的媒介吗？对西谷启治来说，问题在于：“绝对无”能否居有（appropriate）现代性，并建立一种不被西方现代性所局限的世界历史？对牟宗三而言则在于：中国思想能否通过重新配置自己的思想来吸纳现代科学、科技，因为后者的可能性已然包含于前者中？西谷启治的答案导出了全面战争的方案，并试图以此为策略来克服现代性，这种方案在二战之前曾是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高举的口号。我将其称之为形而上的法西斯主义，而它源于对现代性问题的误判，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牟宗三的回答则是一种肯定、积极的回答，即便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质疑其观点。我们在第一部分中会阐述这些内容。我认为牟宗三和西谷启治及他们的学派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之所以无法克服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足够仔细地处理技术问题。然而我们仍要透过他们的工作来澄清这些问题。可以确定的是，要弥合现代科技所造成的形而上学系统的断裂，不能依靠任何思辨的唯心主义思想，而必须顾及技术［作为产出（ergon）］的物质性。这并非一种经典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是将物质的可能性推向极限的一种思考。
这一问题既是思辨的又是政治的。1986年利奥塔受贝尔纳·斯蒂格勒邀请，在巴黎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声学及音乐调配研究院（IRCAM）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之后以《逻格斯与技艺或电讯》（Lo<sub>g</sub>os and Technē or Tele<sub>g</sub>ra<sub>p</sub>h<sub>y</sub>）<sup>70</sup> 为题出版。在研讨会上利奥塔问道，新科技能否让我们思考13世纪日本禅师道元所说的“明镜”，而不再把新科技当做持留装置。利奥塔的问题与牟宗三、西谷启治的分析产生了共鸣，因为“明镜”根本上是东方形而上学系统的核心。在演讲结束时，利奥塔总结道：
整个问题在于：这一过渡是否可能？作为新科技的特征，新的刻写与记忆化模式，是否允许这一过渡并使它成为可能？那些新技术不也施加着一种比以往的技术更深入心灵的综合？但是，就此而言，它们不也在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回忆式（anamnesic）抵抗吗？我得打住这种含糊的希望，它太辩证了，不能当真。所有这些都还有待思考和尝试。<sup>71</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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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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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F. 尼采，《快乐的科学》，J. 瑙克霍夫（J. Nauckhoff）译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第119页。
70 J. -F. 利奥塔，《非人：反思时间》（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G. 伯宁顿（G. Bennington）、R. 鲍尔比（R. Bowlby）译（London: Polity.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