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为何提出这一建议又撤回，说它太含糊、太辩证所以不能当真？利奥塔从牟宗三和西谷启治的相反方向触及这个问题：他在寻求一条从西方到东方的通路。然而利奥塔对东方的知识有限，无法进一步走入世界历史性的问题。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特别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利奥塔是欧洲知识分子克服现代性的第二次尝试的代表。第一次尝试在一战前后，那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西方的衰落，以及显现在文化领域（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科学领域（胡塞尔）、数学领域［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物理领域（爱因斯坦）和机械领域 ［理查德·冯·米泽斯（Richard von Mises）］的危机。与此同时，东亚出现了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他是牟宗三的老师，以及梁漱溟、梁启超、张君劢等知识分子），极度德国化的京都学派，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代新儒家—他们都试图讨论同样的问题。然而，与第一代新儒家一样，他们仍然对自己处理现代化的唯心主义方式浑然不觉，仍未在哲学上给科技问题一个恰当的位置。在欧洲，我们正目睹第三次尝试，如人类学家德斯寇拉和拉图尔，他们试图以人类世事件为契机来克服现代性，从而打开一种存有论的多元性。同时，亚洲学者们正努力寻找不依赖欧洲话语而理解现代性的方式—尤其是张颂仁和其他学者发起的亚际书院。<sup>72</sup>
§5“存有论转向”何为？
对利奥塔来说，他提出的问题也是抵抗科技霸权的可行方式—而这种霸权正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产物。在后现代的美学表达以外，对抗这种霸权正是后现代的任务。而拉图尔和德斯寇拉等思想家则避开后现代，转而以“非现代”来处理这个任务。然而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利奥塔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再次认真对待。后文将论述到，这个问题汇集了西谷启治、牟宗三、贝尔纳·斯蒂格勒和海德格尔的追问。如果说为了详述一种非现代的思考模式，关于自然的人类学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的，那么同样的操作也可以应用在技术问题上。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而且也必须卷入克服现代性的欧洲当代思想计划。而其中一个清晰的、征候般的例子是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蒙特贝罗（Pierre Montebello）的近作《宇宙形态的形而上学：人类世界的终结》（Cosmomor<sub>p</sub>hic Meta<sub>p</sub>h<sub>y</sub>sics: The End oftheHuman World)。 7
蒙特贝罗试图说明，一种后康德的形而上学再加上当代人类学的“存有论转向”，如何让我们（至少是欧洲人）走出现代性设下的圈套。蒙特贝罗指出，康德的形而上学基于界限。康德已经警告过《纯粹理性批判》的读者们要当心思辨理性的“幻觉”（Schwärmerei），他试图给纯粹理性划定边界。对康德来说，“批判”一词并不带有消极含义，相反它是积极的，它意味着揭示被研究的主体何以可能的条件—在这一界限中，主体才能有对客体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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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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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J. -F. 利奥塔，《非人：反思时间》（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G. 伯宁顿（G. Bennington）、R. 鲍尔比（R. Bowlby）译（London: Polity. 1991），第57页。
72 http://www.interasiaschool.org/.
73 P. 蒙特贝罗，《宇宙形态的形而上学：人类世界的终结》（Dijon: Les presses duréel,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