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要避免从孤立的概念出发，很多汉学家就是那么做的，似乎那些概念是固定不动的范畴一样，这值得商榷，它无意识地强加了某种文化本质主义。概念从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概念总是与别的概念相关，而且概念会随时间而转变，要么是它本身转变，要么是它与更大的概念系统的关系改变了。这在中国思想中尤其明显，我们已经论述过，它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因此，我尝试采取系统性的视角，尝试在系统中定位概念的系谱学，而非仅仅在两个概念之间做比较。当我们思考器和道的关系时，必须同时思考器和道的历史性分离与重新结合，循着这个谱系我们才能开启中国的技术哲学大门。我希望以中国为例彰显这种差异，进而对一种技术性的多元主义有所贡献。
最后我希望把这一工作与后殖民批判区分开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这里不思考后殖民理论，而是说我意在弥补后殖民理论往往忽略了的东西。对我来说，后殖民理论的力量在于它有效地把权力的动力重新表示为一种叙事，并且力争另一种或有差异的叙事。然而这同时也是它的弱点，因为它往往忽视了技术的问题—我认为技术无法简化为叙事的问题。这种简化是危险的，其承认有物质性的条件却不理解这些条件的物质含义—这好比在清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期间，器之于道被认为是次要的东西（见§14）。所以，这里采取的进路有别于后殖民批判，而要迈向一种唯物主义的批判。不过这一唯物主义不将精神与物质对立，相反它意在突出物质性的实践和物质性的建构，进而在宇宙论上，历史性地理解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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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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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对结构主义者如何解读事物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B. I. 施瓦茨的《中国古代思想》（The World ofThou<sub>g</sub>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第九章，“相关性宇宙论：阴阳学派”，施瓦茨对这一学派所做的分析与列维-施特劳斯对“具体性的科学”的分析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