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7 道与宇宙﹕道德的原则
在爱奥尼亚时期（770—211 BC），中国人已有关于技术问题的经典文献。在《考工记》中，我们不仅看到各种技术的细节，如制作轮子、搭建房屋等，还能读到最早的关于技术的理论性话语：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根据这一描述，四种要素一起决定了生产。前三者由自然提供，因而也是不可操控的。而第四个是可以操控的技术，但它也以其余三者为条件：时、气和材。人类是最后一个要素，它的存在方式依情况而定。而且技术并非现成的，它需要学习和提升。
当然，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也有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对他们来说，生产始于形式（morphē），终于这一形式在质料（hylē）当中的实现。然而中国思想实际上已经跳过了形式问题，通达了“能量”，也就是气的问题；技术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可以辅助气。从能量的角度分析世界，诸存在者都处在一个宇宙秩序中，这个秩序通过它们共有的某种意识得以传播；技术能“巧妙地”把与这一宇宙秩序共鸣的事物聚集起来，而这一宇宙秩序最终是一种道德秩序。
在1953年出版的《论技术问题》中，海德格尔复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并把动力因和揭示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在海德格尔式的四因概念中，技术本质上是生产的（poeisis）（既是产出又是诗意）。这似乎与中国的技术概念相似，但有一个根本差别：中国的技术概念是对宇宙的“道德的善”的实现，而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概念解释为揭示“真理”［解蔽（alētheia）］或存在的解蔽。当然，海德格尔所理解的真理并非逻辑上的真理，而是揭示此在与它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当世界被视之为“现成在手”（present-at-hand）时，这种关系通常就被忽略了。然而，对道德的追求与对真理的追求标志着中国哲学与希腊-德国哲学的分野。希腊与中国有各自的宇宙论，这反过来分别影响了两者的宇宙技术部署。哲学家牟宗三（1909—1995）坚持中国的宇宙论是一种道德存有论和道德宇宙论，意思是它最初就不是一种自然哲学，而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体现在《易经》乾卦中：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sup>86</sup>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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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易经·乾·文言》，牟宗三引用，《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