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淮南子》的整个论述背后看到的是天人感应的概念，尤其体现在《时则训》《览冥训》中。此天人共鸣的概念是真实的，并非观念上的或纯粹主观的，也不仅仅是迹象或预兆的问题。琴瑟最能体现这种关系性，两种乐器共鸣产生和谐。儒家认为，天与人的共鸣不是纯粹主观的，而是客观具体的，就像这些乐器的共鸣一样。
天与人的共鸣被汉儒进一步阐释，用来将权力与儒家学说合法化。根据历史研究，《淮南子》成书的时代，道家与儒家都衰落了，染上了某种迷信的思考方式<sup>133</sup>—意思是这些学派开始依赖超感官的神秘力量。这有时有悖于儒家学说，例如黄老道，它是道家与阴阳学派的结合，几乎变为一种教派。在这个语境下，最有影响力的汉儒董仲舒（179—104 BC）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概念。 134董仲舒的贡献产生了争议，一方面，他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甚至文化的原则，在他身后造成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历史学家批评他将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引入儒家，将其从对人性或心性的论述转变成一套关于天的法则的话语，有效地为皇帝行使政治意志提供权力。<sup>135</sup> 事实上，董仲舒理解天与道德秩序的方式与《淮南子》相似。阴、阳被分别解作道德的善和惩罚，并对应着夏季与冬季。即便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董仲舒对儒家的解读不是正统的，认为他的理论服务于封建主义，但他所理解的天与人的关系并非没有根据。庄子、老子等早期经典就已暗示过这种关系，它的权力来自一种对自然的道德宇宙论式观点—天人合一。我们从董仲舒给皇帝的谏言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於空虚不用之处……<sup>136</sup>
如海德格尔所说，希腊早期的思想家是通过人与自然间的冲突来尝试理解嵌合问题，而希腊统治者则试图施加嵌合来解决人的失度，我们在古希腊悲剧中能看到这种精神。与此不同，中国古人似乎赋予宇宙一种深奥的道德，它表现为一种和谐，政治、社会生活都必须依从它。而皇帝正是天与民的中介：他必须研读典籍、不断自我反省（通过与他者产生共鸣）来培养自己的德性，从而让事物各就其位，利于天也利于民： 137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sup>138</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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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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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2–24页。
134 胡适（1891—1962）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天人感应的概念是墨家而非儒家发明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尽管这个概念是汉儒的主要理论工具；许地山（1893—1941）在《道教史》中进一步指出道家也采用了这个概念，香港：中和出版，2012年，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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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16页。劳思光（1927—2012）指出汉儒的退化是不可否认的。
136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27页。
137 这一点不仅对儒家有效，对道家亦然，《庄子》（参看“天地篇”）中清楚地论述过，《道德经》更是被视为帝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