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论的儒家在汉代（206 BC—220 CE）末衰落有多种原因，据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对等意味着，宇宙层面的失序立刻暗示了道德上的失序，而在那个时期有大量的自然灾害，并且太阳黑子活动频繁。所有这些自然现象都让人质疑宇宙论的儒家，从而破坏了它的公信力。历史学家金观涛和刘青峰指出，宇宙论的儒家衰败后，取而代之的是老庄关于自然与自由的思想，强调“无为”。<sup>139</sup> 这一将儒道统一的思想被称为魏晋玄学。玄学在今天不幸被贬为一种介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与迷信之间的思想。后文（§16.1）我们将看到玄学一词被用来贬低那些拥抱柏格森和鲁道夫·倭铿（Rudolf Eucken）的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宇宙论的儒家衰落了，但天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依旧重要。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Quesnay）在1767年的论文《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of China”）中写道，在1725年的灾害发生后，皇帝向天承认，罪过在他自己而非人民。因为他的德行“不足”，他应该受到惩罚。<sup>140</sup> 的确，这种形式的治理在今天依旧。
董仲舒因把道家和阴阳家吸收进儒家而遭到猛烈抨击，被视为“原始”儒家学说的堕落，即便如此，宇宙和道德的统一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中依然继续受到肯定。对我们来说，把自然现象与帝王的行为或帝国兴衰联系起来近乎迷信，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态度背后的精神，它在董仲舒之后一直延续，远远超出了人们能想象的简单联系，比如将日食次数与帝国的灾难数对应。道德与宇宙秩序的同一的合法性并不源于这些联系有多精确，而是来自一种信念，即确信天人之间有一种统一，可以把它视为某种自身感发（auto-affection）。<sup>141</sup> 这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宇宙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个问题上，牟宗三对董仲舒的批判深刻而有启发性。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牟宗三指出，董仲舒的思想是一种宇宙中心主义（cosmocentrism），因为董仲舒认为宇宙是先于道德的，所以宇宙成了对道德的解释。<sup>142</sup> 牟宗三的批判无疑是合理的，然而将道德置于宇宙之前就更符合逻辑吗？只有当人已经在世界之中，（in-the-world），道德才能建立。而且在世界中存在（being in-the-world）只有在关于天的宇宙论或原则的在场中才能获得其深刻含义，否则它有可能就只是似于雅各布·冯·尤克斯奎尔（Jakobvon Uexküll）所描述的动物式-环境（Umwelt）的关系。牟宗三在几页之后断言，在《中庸》和《易传》里，“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sup>143</sup> 在牟宗三对整个宋明理学传统的解释中，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始终是核心。尽管（§18）因为他想通过康德来统摄东西哲学，所以把心设定为绝对的开端。需要强调的是，宇宙和道德的统一正是古代中国哲学的特点，晚唐出现的宋明理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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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
第一部分 追寻一种中国技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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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27页。
140 参看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弗朗索瓦·魁奈经济和哲学论集》Œuvres économi<sub>q</sub>ues et <sub>p</sub>hiloso<sub>p</sub>hi<sub>q</sub>ues de F Quesna<sub>y</sub>: fondateur du s<sub>y</sub>stème <sub>p</sub>h<sub>y</sub>si-（Paris: Peelman, 1888）, 第563–660页。
139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141 当然，这是以帝王的合法性为前提的。在这里我们从这个语境里抽离出来，要处理的是作为一个存有论问题的宇宙和道德的统一。
142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