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机器被用于生产，所以那种挣够一个星期的钱就离职的旧习惯必须被根除。这其中涉及时间规训的三种基本方法：威慑，工资激励，以及培养一种新型工作精神。②直接威慑，例如开除、罚金、惩罚，在第三阶段初期，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旨在督促工人“节省时间”的新手段。工人在一天之内出现严重不守时的行为会受到惩罚，例如，处以大数额罚金。工厂的大门往往会在每天开工的时候关闭。但是，到19世纪中期时，工资激励成了较为普遍的做法。
培养一种新型工作精神的办法也并非令人难以理解。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和汉纳·莫尔(Hannah More)③热衷于鼓吹它的道德意义，而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到处将这种新的世俗时间强加于人的意识。墙上的时钟总在注视着，工厂的汽笛和监工（knocker-up）在不停地提醒和劝服。“时间表”（19世纪所特有的一个词）和工作规章，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出现的新型办公室里，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在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领域发生了更为微妙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尤其是在教育和休闲两个领域。在教育领域，许多为新兴的工人阶级设立的学校和主日学校，明显就是“抽象的机器”，④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复给（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灌输时间规训的习惯。在这些学校里，“时间被划分得越来越细；各项活动的细节都要遵从命令，而且这些命令都必须立即执行”。①这里和工厂里一样，有罚金（和其他肉体惩戒），甚至还有金钱激励：②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Pollard, S. (1964)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p. 213.
② 参见 Pollard, S. (1964)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Thompson, E. P. (1967)‘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④ 参见 Pred, A. (198la)‘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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