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此通告“从周二，即接下来的十一月份的第二天开始；大教堂的时钟和这个城市中其他公共时钟都将显示格林尼治时间”。
（通告原文摘自《西部早报新闻》，1936年12月29日）
在布里斯托尔，改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决议已经在1852年9月14号的议会会议上获得通过。①此后不久，普利茅斯、巴斯和德文郡也改用了格林尼治时间。此时，西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实现了时间上的同步性。
1855年，英国百分之九十八的公共时钟都已经被设定成格林尼治时间。②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1858年，税务法庭（the Court of Ex-chequer）的一项决议致使当地时间被指定为法定时间。③1880年8月2日，当这一法律议案（“时间界定”）提交给王室御审的时候，最后的异例也被消除了。从1880年的这一天起，英国国内所有的活动都被纳入了格林尼治时间。
结论
中世纪时期的霸权建立在文化与经济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之上。19世纪末，它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结构重组，经济变成了社会的主要方面。这次结构重组的进程走走停停、磕磕绊绊这儿向前几步，那儿退后几步，那儿又误入歧途。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在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表现为简单的高压统治和粗暴的意识形态控制。但是，到19世纪晚期的时候，它已经彻底完成了向新型霸权的转变。这种新型霸权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很多，而其中之一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即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它是一个计算的领域，一种对未来的占有。到1880年，所有者的时间（owners’-time）变成了拥有的时间（own-time)。内在和外在的时间标记方式逐渐趋同。此时，时间是被消费的：人们不再根据完成的工作任务来衡量时间。此时，时间与未来取向的计算理性密不可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时间和计算理性已经变成同一样东西：不断积累的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Latimer, J. (1887) The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②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A. C. (1978) Greenwich and Standard Time', History Today, 28, pp. 19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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