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者用以克服工人的休闲偏好的处方中包括：通过政府来降低和固定工资，松动加入国籍的法律以增加入境移民，而最为重要的是控制食品供应，进而抬高物价。实质上，所有这些办法的目的都是降低劳动人口的生活标准，从而迫使他们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劳动。如果高收入会降低劳动者劳动的意愿，那么低收入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不仅要保持低工资，还要使穷人继续生活在贫穷之中。
古典经济学与工作一时间
这种主张一—将劳动人口的收入保持在维持生活的水平上，以便延长他们可以用于劳动的时间—在1500年以后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然而，在18世纪上半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种主张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是懒散浪荡的，尽管许多工人仍然如此，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对重商主义正统思想的质疑者还认为，压低工人生活标准的政策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有人甚至认为，高工资可以作为一种诱惑、刺激，激励工人们为工作付出更大努力。
对重商主义者的工作一时间观点的质疑，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过程中，真正遭到挑战的是重商主义者关于人类本性的观念，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劳动者的本性的观念。过去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直接生产者天生就是懒惰的，他们只有在外力强制驱使下才会工作。然而，这一正统观点的挑战者们却认为，包括工人在内的全体人类都不是天生懒惰的，即使他们的行为表现如此，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动机使他们不懒惰。
时间社会学
① 参见 Wiles, R. C. (1968)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pp. 1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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