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50年以前，只有少数作者认为，在人类本性中并没有懒惰和对劳动的厌恶。然而，从1750年到1775年这段时间里，这种观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这是一个分水岭。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一场重大转变发生了。
关于工作一时间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一种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任何经济学体系都是如此。这一点，在亚当·斯密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将人类视作是一种有理性的创造物，认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和实现那些影响社会本质的长期策略。然而，他也对这种能力附加了严格的限制，认为人类理性的发展状况尚不足以使他有能力把社会塑造成某一特定的形态。他提出，经济规律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们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而不受社会成员的政治、法律行为的影响。
斯密还指出，尽管人类的能力有限，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发挥作用，因为自然赋予了他们某些特定的欲望和需求。
在政治躯体之中……天性的智慧，足以补救因为人类的愚蠢和不义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后果，其方式就和它在自然躯体内矫正人类的懒惰与放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方式一样。①
斯密认为，这些内在的动力特征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合。这些天赋的本质是人类的交换倾向和一种利己主义，后者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的不懈动力。斯密相信，人类会为了改善生活而坚持不懈地奋斗，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拒绝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工作一时间问题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如果工人们有机会获得更丰厚的收入，他们就会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他还强调，更多的财富会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更多的财富可以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他们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且它还会给工人带来一种希望：如果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不仅能够改善当下的生活条件，甚至还能在以后过上舒适的生活，并由此激励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第几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想史
① Smith, A. (196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veryman, Vol. 2,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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