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格分析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工厂法案的反应。他认为，他们的理论分析对这场流行的争论并没有什么贡献。然而，这种评价并不公正，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这些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着实作出了诸多贡献—此后成为边际主义立场的核心观点。首先，他们开创了一种方法论，即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市场范围内的个人权利和欲求，而忽视那些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导致工人们要求法定工作日的因素。其次，工人阶级对工作一时间法律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时，他们对此作出的回应已经变成该传统的标准：即，对已经颁布实施的这类法律，只要还没有被证明对资本不利，就给予支持甚至是鼓吹，但同时又指出，这类法律的延伸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最后，他们开创了一种不理会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新范例，因为那些证据表明斯密所主张的缩减工作一时间的长度或强度并不一定会导致产量下降的观点是正确的。
上述最后一个原创性贡献尽管几经挫折，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到19世纪中期，它得到了广泛认可，直到工厂法案实施之后才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此期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亚当·斯密的观点，例如桑顿(Thornton)，但他们几乎都已经被遗忘了。桑顿曾经在1846年指出：
缩短劳动时间并不一定导致生产的缩减。不被强制长时间工作的人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即使在短时间内也可能完成以前用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第十一小时和第十二个小时里的工作很可能是在十分疲惫的状态下完成的，或许，在之前的十个小时里加紧完成也没有太大的难度。①
尽管这一论点对经济学家产生的影响甚微，却深受工人及其部分支持者的欢迎。而且，它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工作一时间理论的要点就是：工人们在缩短的时间段内更加辛苦工作的能力。
时间社会学
① Thornton（1971）399. 本书参考文献中遗漏了具体版本信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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