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强迫人们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这种做法，会遭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抗议。一位美国立法者曾经倡议一个法案，希望以此禁止雇主解雇，甚至惩罚拒绝加班的员工……他责问：“个人的时间应该被其所效力的大公司控制吗，或者说个人是否应该拥有一种基本的权利，使他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过自己的生活？”①根据“超时”一词的词源所揭示的内容，今天的人们已经公开承认：个人在其职业角色中的可及性以其“售出”的部分时间的时间边界为限；在此边界之外，他有权拒绝与该角色发生积极的联系，也有权拒绝认同该角色。现代职业角色中所包含的大多数承诺和责任已经被正式地限定在在职者的公共时间的时段里。他们并不被期望去超越这些时段的时间边界，这些时间边界被用来区分这些职业角色和作为个人的在职者。现代人并不总是在工作，在某些公共时段的时间边界之外，他们就可以合理合法地摆脱他们的职业角色（这一点在那些24小时作业的组织机构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要声明，这些公共时段的时间边界也构成了当班（onduty）和不当班（offduty）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边界，因此，我建议将这些公共时段称作当班时段（duty periods)。这其中暗含一种观点，即将当班与不当班之间的一般官僚化区分看作是一种时间区分，是公共一-时间与私人一时间之间的区分在工作领域中的特殊例子。实际上，从社会组织的立场来看，大多数现代专业承诺边界的时间定义，绝对要先于其空间定义，而且迄今为止，前者都比后者更具有约束力。现代人的专业承诺主要是根据某些当班时段的时间边界被界定的。只要是在那些边界之外，即使仍然身处工作场所，也通常被认为是不当班的。不管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其他地方，办公室咖啡休息时间和午饭休息时间都可以被看作是将个人与其职业角色的关联暂时悬置的制度化形式之经典案例。另外，从空间角度看正在工作的人，也可以拒绝工作责任，而他的理由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已经不当班了，或者还没有轮到他当班。
关于现代社会生活中日渐增强的专业化趋势，此前已经有过很多讨论。这些讨论曾经要求专业人士总是处于工作状态。但是，总是在工作的专业人士已经不多了。现代西方文明中，社会生活理性化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社会可及性和专业承诺的日渐官僚化，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它们的时间边界的刚性化。现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专业承诺的时间边界的刚性界定。随着官僚时代的到来，现代人的时间被严格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在某些部分里，人们处于其职业角色之中，在职责上是可及的，而在其他部分中则是不可及的。现代人作为在职者对其职业角色的认同必然是部分的，因为它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界定的时间段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工作描述对该工作的专业承诺的时间边界的说明是严格而明确的。这些边界的刚性源于以下事实：它们被日历和时钟所限定例如，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每年有三周假期。
时间社会学
① Knickerbocker, B. (1978)‘More Workers Balking at Compulsory O)vertim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2 March,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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