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化的时间表的严格性是组织时间指向未来的特性的一个结果。就其面向未来的时间指向而言，与大多数的个人相比，组织（在韦伯所说的意义上）是更加一致、更具系统性，也是更理性的。官僚机构持续地评估完成目前的项目所需要的时间，以及预先指定有未来展望的时间表。一旦以这些时间表为基础，资源得以分配，工人们就被强制去遵守时间表。虽然紧凑的时间结构更是官僚化组织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组织的特征，但是，即使是自愿性的组织，一旦某人在这个组织中承担了一个核心的角色，那么，它们也总是对这个人的时间进度表以及总的时间投入情况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组织时间中的严格性的基本社会根源，是其高度的分层和嵌入。在工厂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组织中，生产是按照由许多时期和阶段所构成的一种固定次序来安排的。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花的时间太长，这就会打乱其他阶段的时间安排。对于任何试图在一个组织中灌注更大的时间灵活性（例如，“灵活的时间”）的人来说，这都有着清楚的政策含义。
概括起来说，组织时间有着在其他类型的社会时间中所发现的相同的基本维度。不过，主要的区别是，在组织时间中，这些维度（未来指向、“分段”、分层、嵌入性等）得到更大程度的结构化，所包括的没有界定的或者自由的时间也要少得多。这是组织时间的众多特征之一，它使组织时间难以与持续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种种同时性社会时间达成一致。自我时间、互动时间、生平的或履历的时间、组织时间，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时间，已经足够难以单独管理的了，但是，我们还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在物理学的时间或天文时间的个别点上，强加于我们的交叉在一起的时间要求这种非常复杂的任务。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努力保持这些时间在物理学时间中的那种分离的状态，因为它们都有着那种难对付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侵占其他的时间领域。
第六章 社会一时间的结构和意义
① Scott, M. and Lyman, S. (1968)Accou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pp. 46—62.
②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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