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新技术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神秘，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网络中的数据，并可以在一定的算法框架下进行比对和运算，最终从中析取出所需要的结果。因此，江油案和白银案的侦破，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胜利，而是普遍的生命档案化的胜利。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的痕迹和轨迹，都转化为看不见的数字网络和算法系统的数据和档案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众多隐藏的痕迹中找到所需要的对象，而屈某和高承勇不过是这些数据运算的结果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理解福柯为什么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特别谈到人口统计学对于现代治理技术的意义。在“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等系列讲座中，福柯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而正如福柯所说，生命政治的基础就是人变为人口。为什么是人口？福柯的解释是，权力的新技术“要建立调节机制，在这个包括偶然领域的总体人口中，将能够确立一种平衡，保持一个平均值，建立某种生理平均常数，保证补偿；简单说，围绕内在于人口的偶然，建立保障机制，并优化生活状态”①。福柯的意思是说，18世纪西欧的民族国家引人人口概念时，就不是从抽象的个人角度来思考什么是良善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治理技术或生命政治学的出发点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往往会追问，对于个体或共同体来说，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而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怎样行动才能规避不确定的风险，或者说怎样才能将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降到最低。这样，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人口就是一个适宜于治理的概念。福柯说：“人口，这是多种要素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人们都可以发现和辨认一些稳定的和有规律的东西，甚至在各种意外中也可以发现，在这个整体中，人们可以标定普遍的欲望，它恒常地制造出所有人的利益，关于这个整体，人们可以标定它所依赖的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可以使整体发生变化。”①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福柯看来，人口是一个特定地对应于18世纪新权力技术的概念，它不同于之前带有具体身份的臣民，也不是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人民或抽象的人的概念；它纯粹对应于治理，甚至我们不能将人口看成所有人的总和。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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