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一个共同体之内，人们作为纯粹的生命体（vivant）和作为人口（population）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传统的政治哲学中，政治哲人们关注的是个体或共同体的生命应然与实然，实际上忽略了治理技术在共同体与人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政治哲学来说，治理技术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相反，福柯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治理技术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从公众、百姓、臣民等传统概念变成人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口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人口统计学的技术的结果。在人口统计官员的登记中，每个个体，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高贵还是低贱，都被转化为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档案，这就是“生命档案化”；通过人口统计和建档，个体不再是传统共同体下的自然的个体，而是被治理的人口，一个在巨大的档案系统中被建档的档案数据。
人口档案的数据功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也应将其看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衍生物。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9月3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即要求“合法地无差别地登记所有的居民，包括他们的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死亡也必须出具证明，这些可以让公职人员来建立档案”①。在格拉尔·努瓦耶尔(Gérard Noiriel)看来，国民议会决定的关键在于，通过这些档案信息可以清晰地辨认哪些人是共和国的公民，哪些人是流民。共和国的公民，可以享有政治权利，且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相反，被定义为流民的人，则可能被视为不安定的因素，且被强制性地遣送回外省或原籍。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人口统计和生命档案化，绝对不是简单地客观记录每个人的实际地位和状况，它同时承担着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规制功能，即只有特定的符合相应因素的个体，才是共和国治理对应的人口，相反，不符合相应因素的数据和档案则被作为不安定因素在治理中加以防范和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人口统计中的个体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合，一个适宜于国家治理的对象的集合，只有在这个集合下，才是规范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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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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