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普曼所说的档案盒里的卡片纸，今天已经被电脑数据库里的大量的数字档案所取代，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从纸质档案的治理装置下解放出来，相反，我们面对着更为复杂的档案建构，我们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已经与这个数字化档案身份息息相关。今天，面部识别、DNA甚至我们基本的行动数据，都已经成为档案数据的内容。也正是因为如此，警察才能从这些新的档案中辨别出悬案的嫌疑人。而这种比对和辨别技术，恰恰建立在普世的档案化的基础上。当我们的数据（不仅是我们的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等通常意义上的档案信息，也包括我们的行为习惯、指纹、面部识别、DNA等信息）毫无遗漏地被登录到巨大的数据平台上时，将会开辟出一个新的治理技术的模式。这是一个不同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到的惩罚和规训技术的治理模式，也不同于他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所说的安全模式，根据它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模式，即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而普遍的生命档案化和数据化正是走向数字政治的第一步。
二、算无遗策：算法治理和潜在性的消失
将具体生命还原成数据和档案，除了其基本的记录和存储功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它会形成一种肯定性的权力，在可数字化和不可数字化、可计算和不可计算的存在物之间做出区分，从而建立可计算的物相对于不可计算的物的权力。实际上，早在福柯那里，他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话语权力在构建新的治理技术上的特殊作用。为了理解这种特殊作用，我们可以回到福柯在《话语的秩序》(L'ordre dudiscour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话语构型（formationdiscursive)。在福柯看来，话语构型并不像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只是一种意指（signification）的符号指涉关系，相反，话语构型并不是独立于物的世界的平行秩序，而是一种可以作用于物的存在的装置，换句话说，话语构型具有一种肯定性的权力。福柯说：“分析的谱系学涉及实际的话语构型：它力图在话语构型的肯定性的权力中来把握它，我的意思是说，这并不是一种否定性的权力，而是与物的层面相对立的权力，即借助这种权力来判断命题是真还是假。”①福柯的这句话十分简单，但里面囊括了福柯对于话语的肯定性权力的主要判断。我们可以将福柯的话语构型理解为如下几点：（1）话语构型是在物的关系之外的另一种独立的秩序。它并不是对物的关系的简单临摹和再现，而是形成了独特的链接（articulation）的结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福柯说，话语秩序或话语构型是一种与物的层面相对立的权力的原因。（2）这种链接的结构关系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肯定性权力，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话语秩序来生产物与物、物与符号、物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强调话语构型并不是对物的存在的否定，它的权力架构并不是否定物，而是以它自己的链接的结构关系来重新架构物与物、物与符号、物与世界之间的关系。（3）话语构型的肯定性权力作用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各种命题的判断，决定了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正确和错误并不是物本身的存在状态，而是符合话语构型的关系被指定为可说的、可思考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在话语构型的基础上来做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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