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从人口统计学引出的生命政治学问题，其最核心的技术就是生命的档案化和数据化的问题。一方面，唯有当所有的生命被还原为统计学和档案学的数据和档案时，他才是可以治理的对象(不可治理的对象会遭到监禁和流放，甚至被消灭)。在这个意义上，一旦生命被档案化，即个体生命的数据和档案被录入、运算、比对、分析等，则意味着生命已经进入到生命政治的治理装置之中，这些数据成为治理层面维系社会安全和运作的基本方式。同时，也让每一个参与到共同体和国家活动中的个体都必须按照这种可治理的方式来重新生产自身，或者说，通过建构的档案和数据，将我们生产为适宜的治理对象。这样，那种在人们头脑里设想的纯粹的自然而自主的人，在现代档案和数据治理技术之下则变得十分可疑，因为从我们出生一开始，我们已经被一个无形的档案和数据治理装置所中介。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科林·库普曼（ColinKoopman）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处在诸多档案盒里的大量的卡片纸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之下。我们一出生就被它的形式所中介：一张独一无二的出生证证明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最后那张死亡证将宣告我们生命的结束。”①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 Colin Koopman, How We Became Our Data : A Genealogy of the Informalional P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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