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治理和流众也呼唤着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后人学的出场。因为作为正常人的我们，在今天已经被高度地数据化和档案化，并沦为了算法治理的对象；而那些没有被数据化和档案化，没有被算法治理所直接掌控的人，变成了流众，成为不值得剥削的无用阶级。随着数据化和算法治理技术对常规化的人的介入越来越深入，甚至以后会出现基因介入和监控技术，让生命政治治理体系下的个体更加依赖于算法规则和新技术的发展，人在算法治理下得到了重新界定。由此，在常规阶层和流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障，这个屏障会比矗立在美墨边界上的隔离墙更为高大。这意味着，一边是“天堂”，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人们的身体和基因在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的支配下得到了重塑，纯粹自然的人消失了，我们都是现代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的产品；而在另一边是“地狱”，没有档案化、没有被治理的流众成为新的神圣人，他们甚至丧失了被剥削、被治理的基本资格，如同动物一样在世界上流浪，苟延残喘。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是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区分，那么，在算法治理的时代，这种区别将变成生物性和物质性的区别。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人与人相异化”进一步演化成“被数据中介的数据人”与“流众”的异化，这是算法治理的一道裂隙，也是一道鸿沟，也恰恰是在这里，才能揭示出算法治理的生命政治的奥秘。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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